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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百年商业巨子-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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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光甫没有被军阀的气焰所吓倒,他没有气馁。陈光甫望着西子湖里春水泛滥,树木已经抽出新芽;在生机盎然的绿野上空,百灵鸟在飞翔,空中回荡着快乐的歌声。他的心也随着百灵鸟在飞翔,编织着自己重新创立的人生轨迹。这是他一生的又一个转换点。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他手中诞生
    陈光甫正酝酿着,要创办一个不依赖官府、不受官僚政客们操纵、可以自主经营、自由发展的新式私营银行。
    当时,中外公私银行集中于上海,可谓山深而林密。
    一九一五年,在上海租界内的外商银行,计有美国的花旗、菲律宾、汇兴,英国的汇丰、麦加利、有利,法国的东方汇理、中法实业,日本的正金、台湾、朝鲜、三井、三菱、住友,德国的德华,荷兰的荷兰、安达,俄国的道胜,比利时的华比等资金雄厚的银行。
    一九一四年八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打响,欧洲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分成两大军事集团,交手较量。为争夺霸权和殖民地势力范围,英、法、德、俄几国互相火并,无暇东顾,暂时放慢了对中国这个积贫积弱的东方大国的侵吞步伐。中国的民族工业,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的机会。交通运输、商品流通、金融信贷相应随之扩展。至一九一五年上半年,在上海的中国公私银行,其总行或分支机构,计有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中华商业储蓄银行、新华储蓄银行、四明银行、聚兴诚银行、盐业银行,以及浙江、江苏、山东银行等十余家。其中有树大根深的旧有银行,也有长势颇劲的新建银行。
    此时,上海的钱庄,发展势头也很猛,由一九一二年的二十八家,发展到一九一五年的四十九家。其中永丰、福康、顺康等家,具有相当可观的实力。
    在这样环境中,要开辟出一条路,创建一个新银行,具有几分可行性?发展前景可观还是堪忧?而且,当时的陈光甫,缺少开办银行的必备条件——雄厚的资金。他几乎近于两手空空。
    一个好汉三个帮。陈光甫首先找到他的两个挚友张嘉敖和李铭。他们三人在上海银行业中有“三兄弟”之誉。他们兄弟三人都曾就读私塾,对于中国旧有的传统文化皆有相当的基础。都是出洋留学的洋学生。所学专业相同。都曾受到新思潮的影响。有从事银行工作的共同经历。而且年龄相近,正值血气方刚的青年时期。
    张嘉敖,字公权,江苏宝山人,一八八九年生。十二岁曾随他二哥张嘉森(字君励)在上海学习法文。后在家乡从师学儒学。十五岁中秀才。十七岁赴日本,在庆应大学攻读货币银行专业。留学期间,结识梁启超。由于学费无着,未及毕业,提前一年辍学返国。思想开明,曾从事政治活动。一九一二年二月五日,经南京临时政府批准的中国银行,在上海汉口路三号大清银行旧址开始营业,正需金融方面专门人材。经梁启超介绍,他于一九一三年底就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
    李铭,字馥荪,浙江绍兴人,一八八七年生。幼年曾读私塾,并曾入杭州教会学校。一九0五年赴日本,在山口高等商业学校专攻银行学。毕业回国后,一九一二年任设于杭州的浙江银行稽核,嗣后升迁该行上海分行副经理。
    初时,陈光甫向二人征求意见时,没有得到他们的赞同。二人从实际出发,顾及到开办银行,必须有一定额度的资金为基础。而筹措大量资金,谈何容易!
    陈光甫有他自己的独到见解。他认为,银行开办之初,并不需要巨额资金,也不必与其他商业银行较量股金份额的多少。
    那么,用什么来弥补资金的不足呢?
    陈光甫牢记古训,孟子曰:“今滕,绝长补短,将五十里也。”他认为自己的银行可以为大银行服务,只要其服务能力足以取信于大银行,即可利用大银行的资金。另外,可以利用优良的服务,吸收储蓄存款。他早已发现,洋商银行一向注重与政府进行交易,以及与外国商人打交道,而忽略一般小商平民。洋商银行的广厦,以及办公使用的外籍语言,使一般小商平民望而却步,不敢问津。若有服务周到的银行出现,正迎合这些人的需要,即使资本不大,也可以不动声色地与各洋商银行逐鹿竞争。因为,洋商银行资力雄厚,难与抗衡,只有从服务方面入手与之竞争,才能够扬我之长,克彼之短。
    因此,陈光甫认为,先集资五万至十万元,银行即可以开业。开业之后,如果真正能够有优良的服务,就可以逐步增加存款,也可以逐步增加放款。到那时,资本的积聚和运用这两大难题,就可以迎刃而解。
    陈光甫用他锐利的目光,发现了银行之林中尚闲置着的大片隙地。这隙地虽然遍是榛莽,但只要肯于开掘,不避艰辛,定然会有一条通途出现在脚下。
    陈光甫的独到见解和透辟分析,特别是他创业的胆识和披荆斩棘的勇气,使二位挚友深深佩服。于是,三人同心协力,积极着手筹备起来。
    一九一五年六月二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正式开业。该行开业之前,于四月十七日召开创立会,也就是首次股东会。股东共有七人,出席创立会的仅有四人。陈光甫当然是必到者。另外三人是庄得之、李馥荪、王晓籁。未能到会的三位股东,分别由李馥荪和王晓籁二人代表。李馥荪当时任浙江实业银行上海分行经理,王晓籁是浙江萧山通惠公纱厂上海办事处主任。
    会上选出七名董事,也就是仅有的全部七名股东。董事会推举庄得之为董事长,推举陈光甫为总经理。
    庄得之,名录,江苏省武进人,清末洋务派官僚、中国通商银行创办人盛宣怀的远房亲戚。曾经在张之洞、李鸿章手下筹办军需,有候补道台的名衔。沪宁铁路筹建时,他曾参与其事。一九一二年起,担任中国红十字会理事长。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十年间,他先在位于上海的专门从事军火经营的奥地利信义洋行当买办,该行后来与德国的礼和洋行合并,他继续以买办身分供职。大战爆发后,该洋行停业了。
    有这样一位合作者,对于陈光甫实现开办银行的理想,是十分重要的。在首次股东会上,议定该银行开办时的资本额为十万元,庄得之当即认股二万二千五百。陈光甫财力单薄,仅认股五千元,其中有一部分还是庄得之垫支的。陈光甫与庄得之是经李馥荪介绍才相识的,初相识即能真诚合作,而且并肩联手敬业多年,实为可贵。仅以十万元的资本开业的这家银行,其资本额是当时上海各家银行中最少的。那一年,其他银行中的洋商银行与中国官办银行的资本,自不必拿出比较。新成立的商业银行中,资本最多的是拥有一百九十万元的盐业银行,资本最少的中华商业储蓄银行,也拥有二十五万元。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众行之中起步最低,难望各行项背。它的资本额甚至不及几个有名的钱庄。
    当时,人们把这家银行叫做“小小银行”,或者叫做“小上海银行”。大上海中的小银行,倒也名实相当。然而,当年身处海外的一位伟人,却在这家小小银行诞生之初给予格外的关注。
    一天,一个职员进来说:“经理,有人要见您。”
    陈光甫正忙得不可开交,头也没抬说:“请他进来吧。”
    一位衣冠楚楚的中年男子走了进来。陈光甫抬头一看,不觉一愣,惊讶地喊道:“是你,老朋友!”
    来人名叫孔祥熙。他与陈光甫相识十余年了。当年,陈光甫在美国参与博览会工作时,孔祥熙正在美国俄亥俄州的欧柏林学院就读,曾利用暑假时间前去圣保罗参观博览会,因而与陈光甫相识。同是身处异乡的年轻人,两人谈得很投机,从而结下交情。
    孔祥熙满面春风地握着陈光甫的手说:
    “我今日是受人之托而来。”
    “您受何人差遣?有何公干?”
    “中山先生委托我,给小上海银行送来一万元股金。”
    陈光甫闻听深受感动,他感谢中山先生在他处境艰难的创业初期,给予他的理解与支持。而这种理解和支持的宝贵,其价值决不是用钱数可以衡定的。
    光甫怎能不受感动。此时,中山先生正在一衣带水的东瀛,组织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斗争。他在百忙之中还能想到自己这个小人物,是何等难能可贵!
    “孔兄,你近来可好?”
    “我早已成家,妻子是宋霭龄。今年初中山先生与内妹宋庆龄也结为眷属。”
    陈光甫高兴地说:
    “恭喜!恭喜!如今孔兄已与先生是姻亲了。”
    随着中山先生的慷慨投股而来的,还有宋庆龄、宋子文等宋家姐弟的母亲倪桂珍投来的五千元股金。
    巧妙的经营艺术
    徐徐的夜风,吹拂着面颊。星光之下的西子湖,那平平展展的水面,没有一点波澜。这与陈光甫的心情形成鲜明的反差,此时他正心潮起伏。他倘祥湖滨,身影映在湖中,与湖中的山光树影一样,都是朦朦胧胧、模模糊糊的。人声静寂,这世界好像就剩下他和伴着他的西子湖了。他想起了白天遇到的外商银行的一位要员,竟断然说,中国的银行是不会办好的。这句话深深地刺痛了陈光甫的心,使他不由想起汉口报关行的英国职员傲慢的神态、国际博览会上洋人们藐视的目光、素日与洋商银行打交道时遭到的冷遇和白眼
    面对这些压力和刺激,他暗下决心:一定好好办个银行给他们看看!
    当时的中国,经济命脉被帝国主义列强所控制。帝国主义列强借款给中国政府,并在中国开设银行,垄断了中国的金融和财政。那时中国金融业最发达的地区上海是帝国主义银行的天下。其中尤以英国汇丰银行势力为大。
    外商银行通过对中国钱庄的操纵利用,以达到其控制中国金融的目的。洋商银行只收钱庄的庄票,不收银行的本票。外国银行还向钱庄提供贷款,钱庄的庄票可以在市场上流通,银行票据也要委托钱庄代理交换。因此,钱庄成为国内商业金融的枢纽。国内官办银行或资本雄厚的银行,尚可有一定活动余地,必要时可以用租界上的地主官契道契作抵押,向外商银行借款。一般银行则无此条件,甚至于想在外滩租界内的洋商银行开立一个户头,都相当不易。当时外商银行的买办,傲慢得很,凭借手中握有道契,可以用作借款,有财力为银行垫支款项,与官府、洋人都有往来,左右逢源,成为“上等华人”。
    而陈光甫当时财薄力微,根基尚浅,社会声望还不算高,在当时上海金融界的地位,还不及一个洋商买办。上海银行开业之初,不但没有官办银行或资本雄厚的银行可作押借款的道契,也未取得像钱庄那样与洋商银行进行业务往来的资格。
    审时度势,上海银行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在外商银行与钱庄及国内大银行之间的夹缝中寻求生路。
    当时由于国内政局不稳,变故频繁,内地的官僚、士绅等有钱人,多把资财转到上海,存入租界内的洋商银行,凭借外国银行在租界内享有的特殊权利,寻求对财产的安全保障。同时,一般中产者及广大百姓,尚有许多闲散资金。陈光甫对于这些情况早已了如指掌。因而,他拿定主意,想通过大量吸收储蓄存款的办法,迅速扩大银行资本,开拓出一条可供通行的路。
    为此,光甫明确提出“服务社会”、“辅助工商实业,抵制国际经济侵略”的口号。他把这一战略性口号,作为上海银行的经营方针,并作为行训,要求全体行员必须遵守。
    陈光甫提出“服务社会”这一举措,受到各界人士的称赞。
    上海银行在业务方面,通过庄得之和陈光甫的社会关系,征得一定数额的存款。同时开展往来存款业务。
    上行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特别注重小额储蓄存款的吸收。当时钱庄对于小额存款持轻视态度,根本瞧不上眼。特别是对于银元存款,一般不付给利息。陈光甫则有金融企业家的独特见解。他认为,当时银两与银元并用的局面应该改变,也终将改变,因为货币的混乱,对工商金融业造成许多不便。他看到银元的使用范围必将日渐扩大,而小额储蓄又有比大额存款更加稳定的特点。因此,陈光甫力倡银行开办小额存款,不嫌麻烦,务求广为开展。这在当时的金融界是少有的。
    紧接着,陈光甫又提出一元钱即可开户的规定,这在当时金融界可以说是一花独放。
    此举引起了各界的不同反响。一般平民从心里欢迎上行这一举动,欣赏它大众化的特点。但金融界中也有人对上行此举不以为然,并且故意难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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