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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欧洲-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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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联驻西德大使馆的铁门前,有一个小房间,那是签证的地方。

    和别的国家一样,发给签证的人和需要签证的人隔着一扇玻璃窗;和别的国家
不一样,苏联这一扇玻璃是一面障眼的镜子——里头的官员可以清楚地看见你,你
却看不见他,完全是“敌暗我明”的设置。

    轮到我了。“藏镜人”却将我的证件粗鲁地推出来,冷冷的声音说:

    “台湾护照,不能办观光签证。没有外交关系。下一个!”

    跟一个你看不见的人理论就好像跟影子打架。我张口结舌地试图说服这有权威
的影子,影子却把证件推得更远。用德语我不会骂人,于是改用英语:

    “你这个人真是蛮横无理。电话上不跟我说明白,让我订了旅馆、买了机票,
现在才说不行。你简直可恶!”

    影子静默了一会,伸出手取回证件,竟然客气地说:

    “我会给莫斯科外交部电话,要等他们决定。但我相信是不可能的。”

    所有不可能的都变成了可能,就是今天的莫斯科。五天之后,外交部来电,给
了台湾人观光签证。

    到了苏联,排山倒海而来的第一印象,就是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低效率,躲都
躲不过它的折磨。

    机场的各个门口,耸着肩的男人在暗淡的灯光下徘徊,用眼睛打量外国来客。
大部分是没有营业执照的司机,来赚取外快。

    “廿块美金到宇宙大饭店。不要卢布。”

    几天大雪,机场外面像个劫后地区,肮脏的雪泥堆成小丘,把汽车埋在里头。
每一辆汽车都包着一层黄泥。透过泥泞的玻璃窗,看夜晚的莫斯科,莫斯科在泥泞
的覆盖之下。车辆过处,泥泞喷溅,穿着厚重大衣的行人在雪泥中跋涉。

    饭店接待柜台前,已经排着长龙,疲倦的旅客争着一张床。站了一个小时之后,
轮到我。取出事先付款过的旅馆订单,接待服务员却摇摇头:

    “不是正本!不算数!”

    “正本被你们大使馆收走了。只有副本,怎么不算数?”

    “不算数就是不算数:我们只认正本!”

    好了!你知道事情总会解决的,不必绝望,但是你已经在路上奔波了六个小时,
排了一小时队,然后还要打起精神来和服务生理论、求情、愤怒算了!

    提着行李,离开饭店,投奔朋友。我知道签证上写着:“外国人抵达苏联,必
须径自前往预定地点,并立即申报流动户口登记。”现在的莫斯科,大概可以不管
它了。

    坐在客厅里,我想打电话给其他饭店,可是我忘了,莫斯科没有电话簿这种东
西,电话何从打起?而事实上有了号码也没有用,因为旅馆并不个别作生意,招袜
客人,而是由一个中央机构,叫做Intourist统筹分配旅客。

    一年几百万的旅客, 都由一个中央机构来排列组合, 分配到各个旅馆去。在
Intourist的柜台前,我又等了两个小时。

    又被“分配”到宇宙大饭店。

    这是莫斯科最豪华的旅馆之一。

    “饭店里有传真机设备吗?”

    小姐摇摇头,“没有。”

    于是我在外面奔走,四处打听哪里有可用的传真机。精疲力竭地回到饭店里,
在大厅买报时却发现那儿就有专门为旅客传真的部门。

    打个国际电话吧!

    先排队,轮到你了,填表格。填完了,什么时候可以打欧洲?

    “今天申请了,明天可以接通。”

    “什么时候?”

    “明晨七时。”

    “不行啊,那是欧洲的清晨五点,太早了,可以换别的时候吗?”

    “不行,就分配到这个时候!”

    第二天清晨七点半,电话响了,接线生说:“西德电话。请你将话筒暂时挂上。”

    话筒挂上了。却从此再无消息。一切重新开始;排队、填表、等待、等待、等


    到商店里买个东西吧!

    进了拥挤的店,你要排三次队:第一次,排队等着看柜台里有什么东西。一个
小时过了,轮到你。看中了一样东西,去排另一次队——付钱。一个小时又过了。
付完了钱,你取得的却不是你要的东西,而是收据;拿着收据,你得去排第三次队,
取东西。一个小时又过了,你终于得到了那个东西,大概是一盒洗发精。

    在苏联,效率就是等待的艺术。



                                                一九九○年二月廿四日




 敞开的俄罗斯家门



    “你会怎么描述我们呢?”五十九岁的沙克立克夫用怀疑的眼神问着。

    “西方的记者,写来写去都是苏联的店铺东西少得可怜,人们排长龙等着买香
肠,苏联人衣着陈旧。他们不懂——”沙克立克夫愠怒地说,“苏联各个机关单位
都有配给,百分之九十的人都在各自的单位领取配给,譬如我就不必去排队。我们
并不缺粮食;西方记者把我们写得很不堪!”

    我把这番话转述给舍给听。舍给是个廿九岁的作家。

    “他是个混帐!”舍给愤怒地挥着手,“他想骗你!单位都有配给没错,可是
够吗?你问他一个月配到几斤香肠!有没有咖啡?有没有牛奶?有没有乳酪?没良
心!睁着眼说瞎话。人家西方报道的是事实,事实有什么好遮盖的?”

    “我们不是没有食物,”我想起远东研究所一位学者说的,“各地的粮食运往
莫斯科,但进不了城,在城外小站上搁浅了。为什么呢?一群我们称为‘买卖黑手
党’的人,为了要破坏戈尔巴乔夫的革新政策,就故意怠工,把香肠囤积起来,不
往城里运。过几天,香肠全臭了,于是整卡车整卡车地往河里倾倒”

    “然后,”尤瑞很戏剧化地说,“人们突然在莫斯科河里发现漂浮的香肠,事
情才爆发出来。报纸都登了,真的!”

    “是啦:”舍给不感兴趣地说,“报纸是这么说过,但是,究竟是真是假,难
说。”

    舍给对苏联的香肠没有兴趣,他只有一个梦想:到美国去。

    “为什么?”

    “我不否认我也喜欢有较好的物质生活,不过最重要的,美国那样的社会比较
可以让我专心而孤独地生活。我只想看书、写作、思考,其他什么都不要,什么都
不想过问,只作我自己。在苏联,这办不到。”

    舍给不曾去过美国,却讲得一口美国英语;穿着一条帅气的牛仔裤,还有一件
令人眼花缭乱的太空外套。举手投足都像一个美国的青年。

    经过刚开幕两个星期的麦当劳,看见排队等着汉堡的长龙蜿蜿蜒蜒大约有两三
公里长。

    “疯了!”舍给摇头。

    舍给是个结了婚的人,可是生活得像个单身汉,晚上不必回到妻子身边吃饭、
睡觉。沙夏也是,伊凡也是。

    怎么回事?

    “很简单,没房子!”沙夏干脆地说,“我和妻子申请了要买房子,但是得等
好几年。所以只好她住娘家,我住我父母家,因为她不肯搬来我家,我也不肯搬到
她家。分开住,两个人都自由舒服。”

    “苏联的房荒很严重地在破坏婚姻这个制度,”莫斯科大学副教授谭傲霜说,
“年轻夫妇要嘛分开住,感情就难免淡薄,要嘛就和公婆或岳父母挤在一起,又难
免两代间的纠纷,婚姻往往很快就破裂。”

    “既然很少在一起,各过各的生活,又不要小孩,为什么要结婚呢?”我问沙
夏。

    “她要嘛!”

    走在宽敞笔直的大街上,我想请朋友找个安静的地方,坐下来歇歇,喝杯咖啡,
好好聊聊。

    “莫斯科没有这样的地方:”朋友摇摇头,“只有最近个体户开了零星几个咖
啡店,很远。”

    社会主义的莫斯科,已经没有了咖啡屋文化。你当然可以进入豪华优雅的作家
协会餐厅,或者庞大刺眼的宇宙大馆店,喝一杯咖啡;但是前者需要身分,后者需
要美金,都不是寻常百姓能够涉足的地方。

    人,要有余钱,要有余闲,还要有那么一点渴望和同类轻松自在的接触的心情,
才会有咖啡屋的文化。僵化的社会主义长久以来也僵化了莫斯科人的生活。

    然而失去的必然得到补偿。正因为没有了咖啡屋,莫斯科人大大地把家门打开。
在许多西方社会,家,是一个隐秘的城堡,不轻易对人开放,只有亲密的朋友才能
登堂入室。原因之一是,家可以泄露太多秘密:你经济的贫或富、社会阶级的高或
低、生活品味的好或坏、家庭关系的和谐或冲突,都可以由家中的一切看出来,你
的弱点和优点暴露无遗。

    莫斯科人却似乎不在意把自己袒露出来。他只和你萍水相逢,一面之交,但他
热诚地请你到他家去。他为你开香摈酒。给你最好的香肠乳酪,而你知道,每一样
东西都得来不易;他却很快乐地为你挥霍着。

    他的家很小,在莫斯科,你的居住空间要小于六平方米才有资格申请住房。因
为小,所以人们在每个房间都摆上一张床,每个房间都是客厅兼书房兼卧房多
功能用法。你在房间之间走来走去,把这家人的一切都看在眼里;他没有秘密,他
不在乎你发现了他的经济状况、他的社会阶级、他的生活品味——他把自己敞开了
来接受你。

    我在莫斯科两星期中所看到的家,比我在瑞士两年所看的还要多。瑞士人的房
子那么华丽,家具那么考究,品味那么昂贵,他的门却是深锁着的,锁着孤寂的心
灵。

    俄罗斯人的家门是开的,即使在困乏的冬天。



                                                  一九九○年三月三日


                              “婚礼”前夕



    十月二日子夜,当欧陆教堂钟声敲响十二下的时候,历时四十五年的冷战就在
史书上正式结束,一个圆圆正正的句点。

    十月三日,是两德统一日,距离东德人民和平革命的日子,不到一年。绝大多
数的人,作梦也想不到柏林围墙有崩塌的一天;绝大多数的人,作梦也想不到在有
生之年会目睹德国的统一。从革命到重建这一年的时间,在历史洪流中只是电光火
石的一瞬。

    柏林是这电光火石的焦点。八九年的十一月九日,人们把围墙踩在脚下,好像
英雄战胜了恶龙。东西柏林的市民流着眼泪在街头拥抱、欢呼,民族的感情经过四
十五年的冷冻,突然地溶解奔流。每一个东边来的同胞,在过境的时候,都从西边
的兄弟姊妹那儿得到一个热情的拥抱、一朵鲜红的玫瑰、一杯冒泡的香槟。

    如果去年十一月九日是定情的日子,那么今年十月三日就是婚礼大庆了。可是,
定情日的热情奔放,到了婚礼前夕,早巳变成了忧心忡忡。

    好像一个富人家里突然拥来了一窝蜂的穷亲戚,西柏林人对东边的同胞觉得烦
不胜烦。“排队、排队、排队!”一个女秘书说,“买火车票要排队,在超级市场
要排队,上邮局要排队。柏林已经变成第三世界的大杂院了。”

    东德人,穿着典型的牛仔夹克、牛仔裤,挤满了所有西柏林廉价的超级市场,
排队的长龙蜿蜒到街上。夹在队伍里的西柏林人,又怨又怒,脸色难看。一个胖妇
人忍不住开骂:

    “那边的人全过来了,真不堪忍受!我已经等了四十分钟!”

    东边来的,早也就学会了如何忍受难看的脸色,但是这天早上这个清瘦的中年
人似乎也觉得自己受够了,他回过头来对妇人大声说:“你等四十分钟算什么?我
们已经等了四十年!”

    所有的人顿时安静下来,很不安的安静。


                   ※      ※      ※      ※      ※


    问西柏林的计程车司机是否准备参与十月三日的统一大庆,他摇摇头:

    “没什么好庆祝的,日子以后可难过呢!十月三日开始,那边的计程车就可以
过来载客了,和我们抢生意。你当然不能怪他们,换了我,我也要过来。西边叫车
的人多,钱赚得多,可是我们怎么办?”

    “柏林不再是以前的柏林了。”在大学教书的施密特说,“柏林有文化气质,
有广大的绿地,有葱茏的森林;统一之后,它就成为一个三四百万人的大都会,变
成像巴黎、伦敦那种面貌的大城,生活品质一定降低,我考虑搬家。”

    最令西边的人忧心的,是统一的代价。在雪球刚刚开始滚的时候,没有人知道
统一需要多少钱。西德政府信誓旦旦地安抚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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