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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那时不作出这样的决策，如果中国在那时走上上述两条路的第二条路，以至成为苏联的卫星国，那么后来的结果会是怎样？对这样的问题要是进行讨论，大概很多人会作出同样的答复。
至于在苏联解体前不久，由于各种情况已和３０年前不同，中国和前苏联的关系正常化当然是必要的，这为今日中国和原属苏联的各国保持正常友好关系打下了基础。
的确，中国在３０年前走上上述的第一条路之后，由于独立地探索自己的道路，因而走了许多弯路，犯了许多错误，党和国家在“文化大革命”中面临着危亡的局势。为我们所经历过的这些曲折和错误而懊丧，是无益的。如果说，这两条路都不可取，最好在１９５７年直接走上１９７８年以后的路，这样的假想也是毫无意义的。事实上我们已经经历了许多曲折和错误。
我们正是从总结这些曲折和错误，才得出了１９７８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适合中国情况的正确的道路。其所以能这样做，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具有从自己的错误经验中学习的传统。这种可贵的传统的形成，是和毛泽东分不开的。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以党所反复犯过的多次错误为借鉴，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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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了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理论和政策。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时期，也曾发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中的缺点，试图加以纠正。
但因为对错误的认识还不透彻，因而未能有效地纠正。
在他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后期，虽然他已开始感到，这场所谓革命，至少不像他原先所设想的那么完满，但是他已来不及进行总结，只能把这个任务遗交给后人。
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党的新的一代领导人，既纠正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又继承了毛泽东的正确的基本思想。
为什么在“文化大革命”刚结束以后，立刻就出现了这样一代新的领导人呢？
这一代其实就是毛泽东自己所培育出来的。
他们是在毛泽东所领导的革命实践中成长起来的，并且是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成长起来的。他们中的杰出代表人邓小平同志就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领导集团中的一员。
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从１９７９年起的十几年的实践，证明毛泽东当年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所抱的想望正在逐步成为现实。
他的想望就是中国能够避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缺点和错误，而以符合中国情况的方式把社会主义建设进行得更快更好些。他还相信社会主义建设不应该像苏联那样只有国家的一个积极性，而应该把全社会的一切积极力量动员起来。在国际上，也要调动一切直接的和间接的力量。
８０年代的中国共产党人终于发现：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唯一正确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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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１９７６年毛主席逝世前几个月，社会上传出了他的一段谈话。这时，“文化大革命”似乎已经临近尾声，但谁也不知道局势将如何发展。据说那年６月１３日毛主席讲的这段话，说的是他对自己一生的回顾和后事。
他是这样说的：“中国有句成语，叫做盖棺论定。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论定了吧？”这段话中最重要的是说：“我一生办了两件事。”他说的第一件事就是民主革命的胜利，取得了全国政权。他说：“对这件事，持异议的人甚少。
只有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要我及早地把那个海岛收回罢了。“
（这是指台湾）然后他讲第二件事：“另一件事，你们也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对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
看来毛主席那时确实在病榻上对少数几个人讲过这样一段话。记录是否绝对准确，固然很难说，但恐怕是八九不离十吧。
毛主席在那时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显然已不是那么绝对自信。但是他的看法和历史的定评，还是有很大的距离。对毛主席所说的两件事，历史的定评是：前一件事是改变中国的悲惨的、痛苦的命运，造福千秋万代的伟大胜利。
后一件事却是巨大的错误和巨大的失败。
毛泽东把“文化大革命”当作他一生中所做的两件大事中的一件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件事确实极为浓重地带有他个人的印记。但是后人纵观毛泽东的一生，不能同意他自己所作的这个概括，不能同意把他的后半生概括为“文化大革命”这个巨大的错误。
毛泽东的前半生探索中国民主革命的道路，达到了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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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胜利。他的后半生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的道路，却没有能够达到应该达到的目的。虽然在他的探索过程中，经历了许多曲折，并且造成了“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的错误，但是历史不能忘记他首创进行这种探索的伟大功绩。
综合本文的论述，毛泽东一生是做了两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是领导党和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完成了民主革命的任务。
在中国的具体条件下，要战胜如此强大的敌人，中国革命不能沿袭别国的模式，而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独特的道路。毛泽东敢于和能够抵制从国际来的错误的影响，找到并坚持唯一能使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这才使他能够完成第一件大事。
第二件大事是在以带有中国特色的方法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努力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毛泽东是这种探索的开创者。他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抗拒来自国外的强大影响和强大压力，从而发动并且坚持进行这种探索。所以毛泽东作为这种探索的开创者的历史功绩应当用最浓的笔墨记载在史册上。毛泽东没有能够亲眼看到这种探索开花结果，但在他的学生手里，能够抗拒任何风霜的花和果实已在中国的大地上繁茂地生长起来。
原载《人民日报》１９３年１２月１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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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胡绳文集
对《毛泽东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一文的几点说明
为这次学术研讨会我提供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毛泽东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
这篇文章已经在１２月１７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篇幅也比较长，所以我现在不来念它。我假定同志们已经看过这篇文章，我希望得到同志们指正。现在我就这篇文章发表以后遇到的一些问题，简单地说几点意思。
第一点，这篇文章里引用了邓小平同志对毛主席评论的一句话：“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
（《邓小平文选（１９７５—１９８２）
》，３０３—３０４页）。
这句话如果再引用得全一点，是这样的：“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这是在１９８０年说的话。小平同志在这以前两年，即１９７８年１２月，也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时候，还这样说：“回想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中国各族人民就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之下，我们党还在黑暗中苦斗。所以说没有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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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就没有新中国。
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
（《邓小平文选（１９７５—１９８２）
》，１３８页）。小平同志讲的这两段话，可能引出一个问题来：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不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如果是历史的必然，和个别领导人的关系应当怎样看？有同志曾经和我议论过这个问题。我认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当然有深厚的历史社会基础，也可以说是有历史的必然性的。但是，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和自然界的发展不大一样。自然界（当然这是指没有人为作用的情况下）是完全自发地根据客观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前进的，不过也会有偶然的因素来干扰。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却是要通过人的思想、人的行为来促成的。毛主席在著名的《论持久战》中说：“一切事情是要人做的，持久战和最后胜利没有人做就不会出现。”
中国革命胜利总的说来是历史的必然，但它采取什么形式胜利，胜利的彻底性怎么样，时间怎么样，很难说都是由历史的必然性来决定的。
人怎样努力，怎样行动，革命的人群怎样行动，他们中的领袖人物如何，对胜利的关系实在太大了。
如果说胜利的形式，中国革命可以说解决得非常彻底，是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彻底的胜利，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毛主席曾经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十月革命以后，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革命斗争，都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但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历史经验来看，这话并不那么准确。中国革命之所以能胜利得那么彻底，所以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也不能说是历史注定了的。这和领导者的指导思想太有关系了。至于说时间，就更不用说了。很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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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决定了１９４９年左右中国革命一定胜利。
领导者的任何差错和失误，都可能造成一些耽误。在历史的长河中间，四五十年不过是一刹那。我们看到，东方有许多和中国历史条件差不多的殖民地国家，经过几十年斗争，就是中国取得了这样彻底的胜利。在有的国家里，人民的力量已经好像很强大了，但是由于领导者的某些失误，一夕间几乎全部被消灭掉。
毛主席在讲战争时曾说：“战争指挥员活动的舞台，必须建筑在客观条件许可之上，然而他们凭借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很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戏剧来。”在许可的条件下，好的指挥官能够导演出威武雄壮的戏剧来。如果指挥不行，也可以完全失败。所以说，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有客观条件的许可，但领导者的正确性，使得中国革命成了一幕最有声有色、最威武雄壮的戏剧。在这里革命的主观力量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主观力量主要是领导者的作用，而领导者中间是毛主席起了最大的作用。
第二点，我在文章里讲到，毛主席在延安整风时曾经批评一种倾向，叫“言必称希腊”。我说，这个所谓“希腊”
，恐怕就是指苏联。有同志问，你这个说法有没有根据？的确这只能说是一个推测，要完全证明也难。但是，我想这个推测还是有点道理的。怀疑我的推测的人说，这个希腊也许是一般指外国，是说只懂外国，不懂中国。在３０年代那时，在中国已有全盘西化论。如果毛主席是泛指外国，也可以说言必称“英美”
；如果这样说，人们就会想到这个批评是指向全盘西化论，就是指向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但是，这里毛主席批评的不是全盘西化论。他批评的是我们党内有这样的人，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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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主义者中有这样的人，那当然不能用言必称英美来概括。
在当时情况下，直接点出苏联是不适当的。所以“言必称希腊”
，实在是一个巧妙的修辞。
第三点，我的文章里引用了毛主席关于斯大林对中国做了些错事的话，其中说：“一九四九、一九五○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
有同志问我，１９４９年、１９５０年中国革命胜利了，到底是什么压力，怎么看得出有压力？
这个问题很值得研究，要和前文说的斯大林对中国做了些错事联系起来看。可以这么说，到中国革命胜利时，苏联的态度是很暧昧的。我只举一个例子。有一个美国女记者在１９４８年１０月经过西欧到莫斯科，她说，中国共产党胜利的消息已经在世界各国报纸上头版头条传播了，可是在苏联的报纸上一点都看不见。
到１１月初，《真理报》才在最后一版《塔斯社通告》标题下，用四五行字说，中国人民解放军打下沈阳。这是辽沈战役。
１２月６日第四版的《通告》，用六行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