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赌命-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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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忘了交代了,这个家伙的单位是桃源市城管管理中心。

    记者们一离开现场,这家伙就向领导汇报。领导说,这事你来处理,以往你不是说你与新闻单位领导是哥们,而且还与很多记者成了知交朋友吗?你去摆平他们。钱都不成问题。只要明天没有我们的负面新闻就可以了。

    这家伙确实费了心机去找人。他通过女同行去找各家媒体单位的领导。各家媒体的领导对他的说情电话异常反感,可出于礼貌,还是客气地答复他说,这事难办。因为你们有错在先,群愤极大,稿子不发,我们也不好向老百姓交差啊。

    他还想请领导出来喝茶之类的,招致拒绝了。他知道事情难办,但为了私吞那些钱,他竟放胆地向领导作假:都已经打点了,他们答应不点我们单位的名字,算是给个面子。

    点与不点执法单位名称有何区别?就这么大的城市,报道一出来,老百姓自然知道是哪个部门违法行政的。常年跟小摊小贩打交道、有摩擦且矛盾比较尖锐的除了城管部门,再也没有其他单位。他的领导虽不快,却也没有法儿。

    也该这家伙撞了狗屎运,各家媒体在报道此起事件时,居然都没有具体点执法单位的名称,甚至相片也作了技术处理,看了报道的人根本不知道是哪个部门违法行政。他的领导看了报道后,大为不悦,认为给了钱还这样弄,太可恶了。冷静一想,领导又认为,媒体也有媒体的难处,他们这样处理也算是给个面子了。

    媒体不点单位名称是基于这样的考虑的,因为跑线记者经常与城管联系,关系搞僵了,日后若有什么重大的政策从城管那儿出来,人家不报给记者,就有些得不偿失了。还是权衡一下跑线记者的利益吧,毕竟记者也是靠这条线开展工作的,也要从那儿写稿赚稿费养家糊口的。再说,这种难以界定的纠纷,在相关部门仍未介入的情况下,按报社内部惯例,稿子是要模糊处理的。

    就这样,这笔钱被那家伙私吞了。至于多少钱,谁也不知道。直至女同行跟他闹翻了,她向丁后锋诉苦,大家才知道这钱很吓人。

    那次事件,像丁后锋这样的名记,报社是要派他出马的,但当时由于他另有其他新闻要采访,所以他未能参加。事后,他看了同城各家媒体的报道,认为同行所写的文章,均存在同样一个通病:有破坏性却无建设性。大家往死里写,虽说没有偏激的言辞,也没有任何感情色彩,更没有失去公正性,但从标题及字里行间所表达出来的意思,似乎城管部门不应该走到街头管理这些小摊小贩,甚至有一家报纸还链接外省城管暴力执法的相关新闻,隐喻着本地的城管也是如此对待商贩的。一句话,媒体恨不得一棒子把执法部门打死。他想,同行们为何不扭转角度,以此起事件作为由头进行一番调查,一起与读者探讨行商贩与城管为何老是对立的根本原因。有了建设性,不仅百姓拥护,就是被批评者也会口服心服。

    从此起报道中,丁后锋看到都市类媒体的浮躁心理。这种心理,也正是记者急功近利的具体表现。有些记者认为,不就是一篇突发性新闻么,有必要花了心机去调查吗?折腾来折腾去,最终也不过是多出一个a分,有时候是得不偿失的。类似的城管与商贩冲突的新闻早就滥了,前辈记者在n年前就写过了,无花样翻新了。

    话说回来,这私吞公款的事,确实让那家伙有惊无险。他细想,日后再有类似的事情,真不知该如何处理。看来,还得找个美女记者作为老婆,以作“内线”。再通过“内线”,把报社的领导约出来吃饭,慢慢沟通,天长日久,再遇到什么事情,他就可以直接跟领导说说了。

    就这样,他跟女同行搭上线了。这一搭,挺好,女同行也到了该嫁人的年龄了,没出几个月,两人倒成了夫妻。

    初时,那家伙也挺理解记者的职业,非常支持妻子的工作。因为他在单位里也是搞材料的,通宵熬夜写材料那是常有的事,因此他对妻子不按时下班、不按时回家吃饭都没怎么抱怨。时间一长,他开始对妻子东跑西走的生活习惯有点不耐烦了。就算忙着为了做个优秀新闻工作者,那也不能这样没命地工作呀。你是个女人、是个妻子,怎么说那也得顾家呀。

    生活的琐屑,让他们有了口角,之后闹得分床而居。最后,两人离婚了。

    离婚后的女同行,继续着她的事业,继续在街头巷尾扑料,写一写民生新闻,可她的身体却愈来愈差,三天两头就得打针吃药。才二十七八的年纪,风湿病、关节炎、偏头疼等,就一齐往她身上挤。特别是偏头疼,遇上下雨天,就让她痛得几乎要哭了起来。

    因为是同行,经常在街头扑料,她跟丁后锋成为好朋友。有一回,她问他有何良方能治愈这顽症。他给她介绍了一个民间医生,吃了许多偏方,病症仍然没有得到缓解。不知是吃药多了对大脑有了刺激还是什么的,她的情绪经常容易激动,跟同事的关系开始恶化。此时,她的写稿积极性也骤然下降,任务经常完不成。

    残酷的现实发生了,她被报社亮出了黄牌,要求转岗到其他部门工作。一个优秀的记者不去街头扑料、写稿,而去做其他杂事,这就等于判处死刑。领导也没有什么坏心眼,无非是让她休息养病,但此时的她,偏偏思维出现短路现象,固执地认为领导要整她。于是,她愤然辞职,不知去向。

    丁后锋理解女同行的处境,在都市类媒体里谋生,生存环境与工作压力确实很残酷。就像舞蹈演员一样,在捏得出水的年龄,可以风光地在舞台上展示她那曼妙的身姿,让肢体语言得到充分的体现,让闪烁不停地灯光疯狂地照耀着她的全身。可当她的年龄不再捏得出水,步履开始蹒跚,皮肤开始,容颜开始黯然,那就得让出一条路来给年轻的舞蹈演员一展风采。除非她是那个已有五十多岁的杨丽萍,身材越跳越苗条,容貌越跳越年轻,舞步越跳越有韵味。

    一句话,舞蹈演员吃的是青春饭,都市类媒体记者何尝又不是如此。

    据丁后锋所知,在外省一家都市类报纸,几乎每年都招聘记者,目的也很明确,报社要让新鲜血液补充进来。那些跑不动而完不成任务的记者,该淘汰的淘汰。跟这家媒体一样,现时的都市类报纸都引进了“淘汰制”、“末位制”,谁的写稿、编稿工分连续两三次排名最后,对不起,你该离开了,还有许多大学毕业生等着要进来当记者哩。

第5章 序篇 酬谢收受有隐情 噩梦反复毋宁时(5)(shukeba) 
丁后锋所在的单位也引进“末位淘汰制”,制度是好的,可以让许多人冲锋陷阵,写出许多优秀的稿子,奖勤罚懒,多劳多得,但他总觉得这制度也不尽善尽美,更没有人性可言。怎么说,人家也在此处干了活,风风雨雨,痛痛快快,迎难而上,为新闻、为生活卖命了。可你不能因为一两次任务没有完成就举起“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牌子把自己的员工裁掉了吧。长年累月待在一起工作,都应该有感情了吧;既然有了感情,怎么舍得这样无情无义,一刀两断呢?

    同城每家媒体都实行了“末位淘汰制”,但记者的流动却很少。同行这样敬业,一直让丁后锋很感动。因为大家都不想失业,都在拼命地冲刺,活得虽然很累,一年之内,他们的工分倒也没有处于末位。在外省,媒体记者像走马灯一样频繁地跳槽,那儿的生存环境确实很残酷,让人望而生畏。

    也许大家都在搏命地干,无暇顾及身体的健康,所以这病或那病总是不期而至。也跟其他同行一样,丁后锋的体质也日益恶化。这不,这阴郁郁的天气,就让他坐卧不安。

    7。

    这样的天气一直持续了十几天,这让丁后锋比被针扎了心儿还难受。如果下起一场大雨,他全身的酸痛感就会消失。他对自己的身体太了解了,就像了解自己的妻子一样。

    在以往,只要他的身子某个部位酸痛了,难受了,他就能预感到三五天内要下雨。身上的某个部位,有时候比气象台还要准确。可这回,这种预感却失灵了,阴郁的天气持续了这么久,居然也没有飘起半滴雨星。

    此时,凌文武邀请丁后锋去参加“中国法制报驻省城记者站”的“揭牌仪式”,希望他在都市报上发个消息。丁后锋不想成为这号人的帮凶,找个理由推掉了。谁知道凌文武他们的报纸是否有公开刊号,是否有资格在市里成立记者站。丁后锋想:短短三五年时间,这个只有半桶水的家伙竟然洗脚上田,混得像模像样了,成了记者站站长了。妈的,这家伙打着这招牌搞下去,一不小心就会发了大财。

    丁后锋心理有些失衡了,论能力,他不比凌文武差。当年在部队军校读书时,他为了报读省城大学的新闻专业,每周去学校听一次课,跟那些混文凭的男男女女共挤一个教室。在进修期间,他早就发表了大量的文学、新闻作品时,可这家伙还在问他“易牙献子”的典故。

    当丁后锋把齐桓公公开宣称人世间所有的享乐都已尝遍,唯独人肉没吃过于是就有大臣易牙把自己的儿子杀了做成“佳肴”送给齐桓公食用的故事说给凌文武听的时候,这家伙居然说他上高中时,历史课的女老师根本就没有尽责,没有把这耸人听闻的典故讲给他们听。哪一天遇到历史老师,他就叫她到大学里来进修。

    就这样一个根基浅薄的家伙,居然混得风生水起,一毕业就进了晚报,靠着那些“策划新闻”弄了不少的钱。之后,还到其他“记者站”拉广告,买商品房、买私家车现在,他又挂着记者站站长的头衔要行骗了。

    比这天气更加难受的还是,丁后锋听到同事私下谈论着说,领导接到一个匿名举报信,说有一老板开了一家地下色情场所,为了要搞垮自己的竞争对手,此人与某个同事串通一起,以暗访报道的方式曝光了对手的场子。事情尽管办妥了,可事后那同事嫌那老板给的钱太少,开口索取钱财。老板知道再不好好教训那个同事,日后无休无止的敲诈还会发生,于是他给报社领导写了举报信

    听了这话,丁后锋冷汗整天流着。他用排除法对此事的可靠性与安全性作了比对。在报社,擅长搞暗访报道的有几个同事,但近期他们都没有对地下色情场所进行过曝光,只有他痛快淋漓地曝光了南百宾馆的事情;在单位,他是个比较有非议的人物,经常被人举报说收受了某个人的钱财,所以报道失去了公正性与客观性,只帮当事一方说尽了话,而对另一方却避重就轻;因报道的某个细节欠严谨而被领导叫去当面责骂的也多是他,领导对他早有看法,认为他对工作已失去热情,是不是因为无法提拔之事而消极地工作。

    综合种种因素,丁后锋认为同事们私下议论的那个人指的就是他了。再说,他也确实收了狗仔的钱,并为对方扫除了障碍。狗仔真的这么歹毒?居然要在这紧要时刻咬他一口?联想到前些天所做的噩梦,再联想到狗仔当时所说的话,丁后锋的头颅似放了一桶火药,随时都要爆炸了。

    得打探这事的真假了。就在丁后锋准备向其他同事了解相关情况之时,他忽然接到部门主任蒙卫西的电话,通知他立即赶到报社,有紧急会议要召开。如无特殊情况,或不是亲人病危需要去照顾的,一律要来参加会议,不得有误。听领导的口气,这会议比报纸出现重大的责任差错或政治差错还要紧。他记得有几回报纸刊登的稿子出现重大差错后,领导也是用这样口气召集他们回来开会的。

    莫非这个会议是个整风会议,要对他动刀了?丁后锋想,也许领导早就掌握了他的情况了,所以要在大会上宣布对他进行处罚。在赶去开会之前,他拨打刘车的电话,但老是打不通。他想了起来,老大到外省去开会了,会议结束后,他们可能在某个山区旅游了,所以电话无法接通。

    丁后锋硬着头皮走进会议室,只见其他同事早就来了。蒙卫西扫视各人一眼后,习惯性地清清嗓子直奔会议主题了。与以往不同,老总胡作非也来参加这个部门会议。他神情冷峻,怒中带威,威中带严,似乎要把满腹的怒火撒向某个犯了大错的记者或编辑。印象中,老总从来没有参加过这样低级别的部门会议。

    若在以往,开这样的部门会议,顶多是分管的老总列席一会儿,听一听蒙卫西说几句开场白后,他接着发表几句简短的指示,再对蒙卫西说他还要评报什么的,然后拎着茶杯起身就离开。刘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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