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汴京风骚 作者:颜廷瑞-第7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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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
  郑侠禀奏完毕,转头向群臣一瞥,着意瞥了一下被他的画笔封为“正直君子”的宰执大臣韩绛、冯京、吴克等人,以期得到他们的援助和支持。谁知这些“君子”并不“正直”,一个个默而不语地冷落了他。
  皇帝赵顼发出了似乎是赞许的感叹声:
  “‘天人感应’,深奥莫测,朕受教了。吕惠卿,你对郑侠弹劾之事有什么辩解的吗?”
  吕惠卿站起:
  “禀奏圣上。臣愚鲁,不明天象,可否请司天监提举陈绎大人以近日天象变化情况以明臣下?”
  皇帝赵顼允诺:
  “司天监提举陈绎可在?”
  年老的陈绎急忙应声站起,走出群臣之列,跪于高台之前:
  “臣司天监提举陈绎叩见圣上。”
  “近日来天象有何变化?卿当如实奏知。”
  陈绎几十年来就是端着紫微垣这个饭碗生活的,对紫微垣星辰变化与王事的关系,有着精明的理解:与其说是天象预示着王事,莫如说是王事引导着天象。因为帝业兴盛、帝王健康时的“天象”都是好的;帝业衰微、帝王更迭时的“天象”都是坏的。像郑侠这样观天望气的“预言家”,只能说是仅知“天象”皮毛而尚未入其门槛的蠢才。他慢慢从地上爬起,拱手禀奏:
  “司天监日夜观察天象,特别注目于紫微垣和天龙星座东西两藩,未见‘雾侵紫垣’、‘客星欺主’之象”
  群臣哗然。
  郑侠持不住了,他忘了朝制,疏狂的毛病发作,放声打断陈绎的禀奏:
  “司天监尸位素餐,在圣上十日祈雨中连连失误。此等庸碌无能之吏,不可再留司天监!”
  群臣惊骇。
  陈绎语停摇头。
  皇帝赵顼怒声叱斥郑侠:
  “放肆!”
  吕惠卿抓住时机开始反击。他明白,司天监提举陈绎的寥寥数语,已粉碎了郑侠“天知”的根本,自己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了。他急忙向皇帝拱手奏请:
  “禀奏圣上。臣有几件事要向郑侠大人请教。”
  皇帝赵顼允诺:
  “准卿询问。”
  吕惠卿向郑侠拱手为礼:
  “请郑侠大人稍安勿躁,就算司天监提举尸位素餐,你说得全对,请问大人,你怎么能够断定‘雾侵紫垣’之象,一定是来自现时的宰执大臣,而不是来自那些心怀诡诈的小吏?”
  郑侠的观察天象变化,原本就是跟着自己的感觉走的,现时被吕惠卿的询问绕住了,出现了迟疑的困窘。
  吕惠卿逼了上来:
  “就算如大人所说,‘雾侵紫垣’之象是来自现时的宰执大臣。现时的宰执大臣中的韩绛大人、冯京大人、吴充大人,都被大人封定为‘正直君子’,正直君子的命星自然是不会冒黑雾的。请问大人,你怎么能够断定,那‘客星欺主’的黑雾是我的命星冒的,而不是别人的命星冒的呢?”
  郑侠一时情急,高声呼喊:
  “因为,因为你出于王安石的门下”
  吕惠卿咬住不放:
  “不错,我是出于王安石门下,可郑大人不也是出于王安石的门下吗?‘天人感应’总是有迹可寻的。我任参知政事几个月来,奉圣旨恢复新法十八事,有目共睹。可郑大人你干了些什么?上呈《正直君子、邪曲小人事业图迹》,以古谕今,分裂朝廷重臣。上呈《奏表》,诬几个月来朝廷所为是‘以遂前非,不为宗社计’,公然反对恢复新法十八事。更为甚者,郑大人竟以唐代‘天宝之乱’喻今之‘变法’,以杨国忠喻王安石,以杨贵妃喻我吕惠卿,那么,请问郑大人,你心中那个重用杨国忠、包庇杨贵妃的唐玄宗又是谁呢?!”
  韩绛、冯京、吴充倒吸一口冷气:吕惠卿慧辨心狠,比王安石可怕多了。
  群臣们都被吕惠卿的机敏辩才折服了,发出了“啧啧”的赞叹声。
  郑侠全然懵了。他根本没有想到吕惠卿在几个转弯中,已把一顶“影射皇上昏庸”的罪名套在他的头上。他有口难辩,神情慌乱。
  吕惠卿仍然穷追不舍:
  “郑侠大人,你通晓‘天人感应’的奥秘,你所观察到的‘雾侵紫垣’之象,本是你上呈《奏表》中冒出的黑雾;你所观察到的‘客星欺主’之象,正是你上呈‘画图’中闪烁的血火之光。如果要在当朝众多的群臣中寻找‘邪曲小人’,那不是别人,正是你监安上门郑侠!”
  郑侠又急之气,无力还手,也不知如何还手。
  郑侠的迟疑,给沉默已久的群臣,提供了一个发挥各自才智的空当。同修起居注张璪、御史中丞邓绾、监察御史邓润甫等相继站起,纷纷弹劾郑侠的“讪谤朝政”、“影射圣躬”、“心怀不轨”,并纷纷揭发冯京、王安国与郑侠“交通有迹”、“郑侠知中枢之事,乃冯京告王安国而转知郑侠”。三人成党,郑侠罪案立。
  皇帝赵顼用响亮的笑声宣告了郑侠悲惨命运的了结。他拿起郑侠上呈的“画图”、“奏表”扔下御案:
  “‘画图’、‘奏表’这一切不都是为了反对‘变法’吗?为使‘变法’停止,不惜借助‘天人感应’、伪造天象,向朕的中枢重臣开刀。以‘天知’、‘人知’的狂言疯语蔑视‘朕知’!朕虽非圣明之主,但郑侠此等欺世欺人之邪曲伎俩,尚可察觉。郑侠一案,交有司勘审处置。今后有再敢狂言反对‘变法’、‘讪谤朝政’者,当以郑侠为鉴”
  皇帝的谕旨发出,郑侠受审,群臣完全明白了今日午朝皇帝的“宗旨”所在:杀鸡给猴看!“变法”和“变法中的缺失”不可再非议了。
  七月,罢郑侠监安上门之职,编管英州;罢冯京参知政事之职,贬知毫州;罢王安国著作佐郎、秘阁校理之职,放间故里。
  王安国潦倒地回到江宁,是年八月十七日,病卒于王安石住宅,时年四十七岁。
  吕惠卿反击郑侠挑战的胜利,不仅以“忠诚”、“才智”、“冷静”、“慧辩”赢得了皇帝赵顼的信任,也以其“干练”、“无私”、“不怕邪”赢得了二府、三司、谏院、御史台多数官员的钦佩。冯京乃郑国公富弼的女婿,对“变法”时有非议,王安石也莫可奈何,今天竟被吕惠卿搬倒了;王安国是王安石的弟弟,公开反对“变法”,皇上也网开一面,今日跌在吕惠卿的手里;“疯子”郑侠更是一身滚刀向,占天卜地,一支画笔,弄得朝臣人心惶惶,不知何时被他的画笔点了穴位,连皇帝也被他牵着鼻子乱转,这个人怕人恨的祸害精,终于被吕惠卿赶出了京都。
  吕惠卿的声望急速地上升,他的权力欲念也在急速地膨胀。
  半年之内,朝臣已成“唯吉甫马头是瞻”之势,御史争相依附,谏官异口颂德,各州县官吏,以结交吕惠卿为荣,求为门生者,如骛而来。吕惠卿府邸成了官吏、商贾朝拜之圣地。宰相韩维靠边,二府、三司落权,吕惠卿总揽朝政大权之状,与昔日王安石之左右朝政已无二致。他自身的感觉也进入了昔日王安石那种“脱略不省众人讥”的状态。他与王安石所不同者:王安石的“刚愎自用”、“狂狷少容”是性格使然,不失真诚;而吕惠卿的“刚愎自用”、“狂狷少容”,则是权势使然,具有官场上可怕的残忍。
  吕惠卿认为脚跟已稳,于是开始标新立异、自树招牌。是年十月,他采用弟弟曲阳县尉吕和卿的建议,创立了“手实法”,报请皇帝赵顼恩准后,由司农寺颁布推行于全国。这个“手实法”的主要内容是:
  官为定立物价,使民各以田亩、屋宅、资货、
  畜产随价目占。凡居钱五,当蕃息之钱一。非用器、食
  票而辄隐落者许告,获实,以三分之一充赏。预具式
  示民,令依式为状,县受而籍之,以其价列定高下,分
  为五等。既该见一县之民物产钱数,乃参会通县役钱
  本额而定所当输钱
  “手实法”的产生,在吕惠卿心里,也许是为了发展前宰相王安石、“变法”的设想,丰富“王安石法度”的内容,推动“变法”的进一步深入。但他的这个“发展”和“丰富”,却把王安石原本就不完备的“设想”推向极端,把王安石“变法”中那些不切实际的空想绝对化,从而走向了事物的反面。
  “手实法”的要旨是针对“五等丁产薄多隐漏不实”的目标而发,明显是对着农村贫困的农户的。它向农民增加赋税,而且收到了屋宅、资货、用器、家什、骡马、猪豕、牛羊、鸡鸭头上,真是开创了亘古未有的先例,对北方广大地区正在度着灾荒的黎庶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也许是因吕惠卿不了解乡村实情,也许他心中根本就没有农民,也许他误认为七年‘“变法”的成果已使农民成了殷实富裕之家,可以榨取“油水”了。他的这种倒行逆施,不仅没有给王安石的新法带来活力,反而断送了王安石“变法”的灵魂——富民,由富民而强国。
  “手实法”在推行时,吕惠卿同样“发展”和“丰富”了王安石原有的弊端,由“追呼抑配”而“奖励告发”,造成了“民家尺椽寸土简据无遗,至于鸡豚亦遍抄之”,民心相互猜疑,邻里相互戒备,世风败坏,并累及“青苗法”、“募役法”、“市易法”、“保甲法”、“方田均税法”、“均输法”的推行。
  “种瓜得豆”,这是王安石根本没有想到的。
  朝廷纷争又起,各地州府官吏纷纷上书告苦,宰相韩绛借机向吕惠卿发难,皇帝赵顼又皱着眉头徘徊于福宁殿御堂,开始对吕惠卿的为人起疑了。
  此时,从杭州移知密州的苏轼,在“不敢论事久矣”的心态中,也按捺不住对“手实法”的忧虑,把一份《上韩丞相论灾伤手实书》送至朝廷:
  且民非独病旱蝗也,方田、均税之患,行道
  之人举知之。税之不均也久矣,然而民安其旧,无所
  归怨。今乃用一切之法,成于期月之间,夺甲与乙,其
  不均又甚于昔者,而民之怨始有所归矣今又行手
  实之法,虽其条目委曲不一,然大抵恃告汗耳。昔之
  为天下者,恶告开之乱俗也。故有不干已之法,非盗
  及强奸不得捕告,其后稍稍失前人之意,渐开告汗之
  门。而今之法,揭赏以求人过者,十常八九。夫告汗
  之人,未有凶奸无良者,异时州县所共疾恶,多方去
  之,然后良民乃得而安。今乃以厚赏招而用之,岂吾
  君敦化、相公行道之本意欤?
  苏轼并以“手实法”非朝廷制定,而是出于司农寺,“是擅造律也”,拒绝在密州治下执行“手实法”。
  不甘寂寞的苏轼在州县官吏中带了一个“坏”头,身居千里之外,又稀里糊涂地卷入了朝廷的一场新的纷争。
  宰相韩绛自度非吕惠卿敌手,便密奏皇帝赵顼,复用王安石以稳定朝廷政局。
  皇帝赵顼去年出王安石知江宁府乃一时之无奈,大乱之时又怀念起王安石的“见识高远”,并亦有赎消去年因“天意赌博”有负于王安石的内疚,便依从了韩绛的奏请,发出了“复王安石同平章事”的诏令。并派出快马飞骑传谕江宁,召王安石立即进京理政。
  吕惠卿闻讯大骇,立即陷入仇恨与愤怒交织的恐惧中。
  吕惠卿看得清楚:皇上对自己信任的动摇,标志着自己一生抱负的破灭。他恨从密州上书呈表弹劾“手实法”的苏轼,更恨唆使皇上做出这个决定的韩绛。最使他痛苦的是,取代他现时权力的人偏偏是王安石。
  他敬重王安石,但他更重视可望可及的首辅地位;他感激王安石培养提携之恩,但他更迷恋权力之威。他相信王安石重返京都必有新的作为,但他嫉忌王安石创建的业绩毕竟不是自己的业绩;他相信王安石执掌权柄后对自己会一如既往,但他知道自己已不甘于再为他人出谋划策了。与其来日水火相煎,莫如今日水火分离。
  吕惠卿膨胀的权力欲强烈地排斥着王安石的卷土重来。逆闭王安石入京之途成了他的当务之急。
  他当了六年王安石的助手,熟知王安石主政数年的全部失误,而且握有置王安石于死地的“把柄”。但这毕竟是对付王安石,他不愿把事情做绝,便在王安石的失误中选取了易于引起皇上猜疑的数十事,写成奏表,以图打消皇上对王安石的信任。
  熙宁八年二月六日夜晚,吕惠卿袖着揭露王安石理政失误的“奏表”,以“完善东府理政程序”为由,向福宁殿御堂走去。
  吕惠卿在宦侍引导下走进福宁殿御堂,御堂里空无一人,四角的红莲宫烛亮着,更显得这间殿堂的空旷。他不禁露出惊诧的神情,宦侍见状,低声说:
  “皇上和皇后正在内室弈棋作戏,请大人稍等。”说罢,轻步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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