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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洛问道：“那两把手枪呢？”
“实际上它们是我在美国时聘用的一位秘书的。他是在国外什么地方买来的。他走的时候忘带了。”
沉默片刻。阿里斯泰尔·布伦特问道：“您还想知道什么吗？”
赫克尔·波洛说：“您对莫利有何感想？”
阿里斯泰尔·布伦特简单地说：“我对莫利感到很抱歉。”
赫克尔·波洛说道：“啊，我知道了——”又是一段长时间的沉默。布伦特说：“好了，波洛先生。这事怎么办呢？”
波洛答道：“海伦·蒙特雷索已经被捕了。”
“现在轮到我了？”
“是的，我就是这个意思。”
布伦特温和地说：“但您对此并不高兴，是吗？”
“是的，我一点儿也不高兴。”
阿里斯泰尔·布伦特道：“我杀了三个人。估计应该够上绞刑架了。但您已经听到了我的辩词。”
“您的辩词究竟是什么呢——准确地说？”
“我相信，全身心地相信，我对于持久的和平与这个国家的幸福是必不可少的。”
赫克尔·波洛承认：“那有可能——是的。”
“您同意，不是吗？”
“是的，我同意。您代表了我心中所有最重要的东西。明智、平衡、稳定和忠诚。”
阿里斯泰尔·布伦特轻声说道：“谢谢。”
他又说：“既然如此，怎么样？”
“您是建议我——搁下这件案子吗？”
“是的。”
“那您妻子怎么办？”
“我有的是办法。弄错了人罢，只需这么一句话就行了。”
“要是我拒绝呢？”
“那么”，阿里斯泰尔·布伦特干脆地回答，“我甘愿受罚。”
他继续说下去：“这掌握在您的手里，波洛先生。这由您来决定。但我要告诉您——这绝不仅仅是自我保护——这个世界需要我。您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是个忠实的人。因为我懂得常识——而且我没有什么个人的企图。”
波洛点点头。很奇怪，他居然相信这一切。
他说：“是的，这是一方面。您是一个在重要位子上的重要的人。您有理智、会决断、懂平衡。但还有另外一方面。那死去的三条人命。”
“不错，可想想他们吧！梅贝尔·塞恩斯伯里·西尔——您自己也说过——是个头脑简单象母鸡似的女人！安伯里奥兹——一个骗子加敲诈犯！”
“莫利呢？”
“我刚才就跟您说了。我对莫利感到很抱歉。但毕竟——虽然他是一个正派人、一位好牙医——但牙医还有的是。”
“是的”，波洛说，“牙医有的是。那么弗兰克·卡特呢？您也想让他去死，难道您就毫无悔意吗？”
布伦特说：“我才不会在他身上浪费任何怜悯。他根本算不得好人。十足的无赖。”
波洛说：“但也是一个人——”
“啊，我们都是人。”
“对了，我们都是人。您就忘了这一点。您说梅贝尔·塞恩斯伯里·西尔是个傻瓜，安伯里奥兹是个罪人，弗兰克·卡特是个废物——而莫利——莫利只是个牙医而且还有的是别的牙医。布伦特先生，这就是您跟我不一致的地方。因为在我看来，这四个人的生命正跟您的生命一样宝贵。”
“您错了。”
“不，我没错。您天性忠诚而正直。您走歪了一步路——表面上看来这并没有影响到您什么。在公众眼里您依然如故——正直、诚实、值得信赖。但在您的内心，对权力的嗜好已经膨胀到了压倒一切的地步。所以您不惜伤害四条人命，还觉得他们无足轻重。”
“波洛，难道您不相信整个国家的安全和幸福有赖于我吗？”
“先生，我不考虑国家。我考虑的是一个个有权不被人夺走生命的人。”
他站起身来。
“这么说这就是您的回答了？”阿里斯泰尔·布伦特问道。
赫克尔·波洛用疲惫已极的声音说道：“是的——这就是我的回答。”
他朝门口走去，把门打开。两个人走了进来。
赫克尔·波洛下得楼来，走向一位正等待着他的姑娘。
珍妮·奥莉维亚紧张地靠着壁炉站着，脸色苍白。她的身旁是霍华德·雷克斯。
她问：“怎么样？”
波洛亲切地说：“一切都过去了。”
雷克斯尖声喝道：“你什么意思？”
波洛说：“阿里斯泰尔·布伦特先生因谋杀罪被捕了。”
雷克斯说：“我还以为他把你给收买过去了呢。”
珍妮却说：“才不会呢，我可从来没这么想过。”
波洛长叹一声：“世界是你们的。新的天空，新的大地。在你们的新世界里，我的孩子们，让那里有自由，让那里有同情吧。我所要求的只有这个。”第十章、一十九，整二十，杯盘冷落快散席赫克尔·波洛沿着空荡荡的街道回家去。
一个不引人注目的人和他走到了一起。
“怎么样？”巴恩斯先生问。
赫克尔·波洛耸耸肩，双手一摊。
巴恩斯又问：“他有什么举动？”
“他承认了一切，也为自己进行了辩护。他说这个国家需要他。”
“确实如此。”巴恩斯先生说。
过了一会儿，他又说：“难道你不这么认为吗？”
“是的，我也这么想。”
“既然这样，那么——”
“我们也可能错了”。赫克尔·波洛道。
“我从来没想到过这一点”，巴恩斯先生说，“也许我们真的错了。”
他们又走了一小段路后，巴恩斯好奇地问：“现在你在想什么？”
波洛开始引经据典：“‘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为王。’”“蔼—我明白——”，巴恩斯先生说，“扫罗——攻打亚玛力人之后。是的，你可以这么想。”
又同行了一段之后，巴恩斯道：“我要在这儿换地铁了。晚安，波洛”，他停了一会儿，踌躇地说，“你知道吗——我有点事想告诉你。”
“是吗，mon ami（法语：我的朋友）？”
“我觉得对不住你。无意间竟把你引错了路。事情是关于阿尔伯特·查普曼，那个Q。X。912的。”
“怎么？”
“我就是阿尔伯特·查普曼。我这么感兴趣，部分原因就在于此。你瞧，我知道自己从来就没有妻子。”
他很快地离开了，抿着嘴暗自发笑。
波洛一动不动地站着。过了一阵子，他的眼睛睁开了，眉毛扬了起来。
他自言自语道：“一十九，整二十，杯盘冷落快散席——”然后朝家走去。
——《过量死亡》全文完——关于英国当时的历史背景1924年1月，第一届工党政府成立。从一开始这就是一个脆弱的结构，它在议会中不占多数而只有靠自由党的宽容才存在。而保守党正伺机赶麦克唐纳下台。11月，因为政府没有对一个发表煽动性文章的共产党编辑起诉，首相麦克唐纳答辩失当，最后作为信任问题付诸表决，自由党投了反对票，第一个工党政府因而倒台。在随后的选举中，保守党仍充分利用“赤色”危险。恰好就在选举前，发现了第三国际季诺维也夫给他在英国的忠诚追随者的信（可能是伪造的）。这就给公众一种印象，似乎工党多少带点共产主义色彩，或至少对布尔什维克的威胁不够警惕。在这三年内的第三次选举中，保守党获得了十年期间最大的多数。工党失去了四分之一的席位，而自由党遭到一次毁灭性打击，从此一蹶不振。
于是，鲍尔温又重新执政这次是五年。他着手要给全国一个如他自己所许诺的“稳健的、合乎常理的政府”。尤其是因为斯坦利·鲍尔温看样子很“稳妥”，而这正是大多数英国人经过二十年的动乱和冒险后所需要的。因此，他给国家的是一副以保守主义为基储偶尔结合一些革新措施的经过仔细斟酌的药剂，而大部分时间是依靠英国老传统“好歹对付过去”的办法。
保守党执政约有五年时间没有遇到大问题。但到二十年代末，就越发明显地看出英国的一切都并不太妙。鲍尔温没能解决连结在一起的工商业不景气问题、萧条地区问题和失业问题提出实质性办法。他年复一年地拖延采取措施，希望事情自行好转。而在他任期内发生的1926年的总罢工这一社会动乱大事件上，他的做法更加深了阶级对立情绪。罢工结束时，鲍尔温花言巧语哄骗工会领袖们接受了一项等于使矿工无条件放弃他们要求的解决方案。这以后，政府又在议会里强行通过了1927年的劳资纠纷法。这项法律禁止同情性的罢工，严格限制了工人的谈判力量。在这一不加掩饰的带有阶级性的立法中潜伏了两年发生的人心激变的远因，从而导致鲍尔温长期统治的结束和工党重新执政。
1929年5月的议会选举使工党重新执政。工党执政刚四个月就逢上了华尔街的金融崩溃。第二年春天，美国撤走资金对英国经济产生的后果已是十分明显了。在1930年初时失业为一百五十万人，到仲夏达到两百万人，到年底时则为两百五十万人。显然，一个工党政府是不能让这些人挨饿的；无论如何要救济他们，而唯一可行的办法似乎就是把“失业救济金”送给越来越多的失业者。
这对于由于税收下降而削弱了的财政预算是个严重的负担。1931年夏，财政大臣他的理财原则是无可非议的正统原则提交一份专家委员会关于财政支出的报告，其结论认为弥补赤字的一个办法是减少失业补助。它所描绘的英国财政状况的阴暗图景令人产生了一种近乎是恐慌的情绪。从七月中到八月中各类银行都遇到了大量的提款；英格兰银行黄金储备降到了零点。
首相在苏格兰度假中被紧急召回，8月22至23日的周末召集内阁会议。由于内阁陷于僵局，麦克唐纳要求并接受了他的阁僚的辞职，产生了一个联合政府，由麦克唐纳仍任首相，鲍尔温任他的副手。
组成联合政府大概是为了挽救英镑。但是，它的第一个行动却是放弃金本位制。这一措施倒没有像正统经济学家们所顾虑的那样成为一场灾难。在国际兑换率上英镑从四点八六美元跌至三点四零美元，如此而已。同时议会也容忍了对失业救济金削减百分之十。
到1935年秋天的大选以后这中间的一些年代里，经济开始复苏。失业人数在1933年初达到顶点后，就逐步减少，直至1936年稳定在略多于一百五十万人的水平上。生产也逐步恢复：到1937年，比1929年的水平高百分之二十。然而这些数字并不象它们看起来那么令人鼓舞：甚至就在大萧条开始之前，英国已处于一种半萧条的状况，所以，恢复到“正常”状况并不是指像其他国家那样的状况；靠失业救济金生活的人们的困境并未缓和，萧条地区以及全国的工人阶级仍然充满了怨恨不满。
如果说联合政府可能会变成一场骗局，那么另一种人们喜爱的权宜之计靠行政命令统治则是更可疑的民主政治了。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里，英国成功地完全避免了这后一种办法。同样明显的是政治权力的所在也在转移。在议会手中溜掉的权力只是表面上传给了它所产生的内阁，因为这些阁员们并不比议员们更了解处于危机中的问题的技术上的复杂性。实际上，权力转到了高级文官手中那些无名的但强有力的人物，他们在欧洲一向比在美国是具有更持久的职位和更大的威望。只有他们才具有处理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税收和关税、货币管理和公共工程的技术能力。一般说来，他们赞成的解决方法是保守的和家长统治式的；因为职业公务人员通常是来自有产阶级的的确，在某些情况下他们把政党政治论坛里已经结束了的旧的贵族统治带进了战后的年代。这批带着强烈等级意识的特殊的学校的毕业生是“专家治国论”者，他们辱骂公众和议会只是无知的笨蛋，这距辱骂民主本身只不过是一步之差而已。
（摘自欧洲现代史（19141980年）H·斯图尔特·休斯著）关于比利时——赫克尔·波洛的祖国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