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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正在和斯坦福大学和卡内基–梅隆大学（egiemellon）合作，这两所大学的计算机科学学院名声在外。“这两所大学会是我们的第一批客户。”
尽管他回答问题时避重就轻，传递出的信息也不多，但是乔布斯本人非常有气场。他流露出的强烈自信让我不得不认真倾听他说的每一个字。他回答问题时字斟句酌，即使是回答意料之外的问题也是如此。25年后，在他的追悼会上，乔布斯的妻子劳伦证实了他从非常年轻的时候，就拥有“成熟的审美品位”。从他的回答里，能听出他对于自我判断和品位的自信，而且在整个访谈的过程中，我意识到他始终在试探我是否能够心领神会，是否能够理解他以前所做的事和将要在做的事有什么特别之处。后来我意识到，乔布斯之所以不停地试探，是因为他要确保每一篇关于他和他公司的文章都能够达到他心目中的质量标准。乔布斯目前所处的人生阶段让他认为自己可以取代任何一个人、胜任任何一份工作，而且比原来的人干得更出色，当然他的这种态度让手下员工苦不堪言。
采访进行了45分钟，他为描绘的蓝图只有一个大概的轮廓，没有细节，后来的事实也证明，这是一个早期的信号，预示了公司未来几年会遭遇各种问题。然而，他却愿意讨论其中一个细节：的商标。他给了我一本设计精美的宣传册，解释了这个由保罗兰德（paulrand）设计的高大上商标是如何诞生、演变的。这本宣传册也是兰德设计的，昂贵的半透明隔页纸将厚重的乳白色纸张一一隔开，纸张上凸印着兰德设计商标的整个过程，据说这个图标用了“多种视觉语言”。根据册子上的描述，的商标是一个简单的正方体，黑色的背景上用鲜红、朱红、绿色和黄色印了的4个字母（红绿对比和黑黄对比是最鲜明的对比色），并且字母倾斜了28度。兰德是当时美国最著名的图标设计师，ibm、abc（美国广播公司）、ups快递公司和西屋电器的商标都出自他之手。商标和宣传册的开价是10万美元，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乔布斯愉快地付了钱。尽管是出于追求完美的目的，但如此奢侈铺张，对于的发展并没有什么帮助。
第一次采访结束后，我并没有撰写任何文章。一家刚起步的公司和一个高大上的商标没有任何新闻价值，无论是谁成立的公司、谁设计的商标。（另外，当时华尔街日报从不刊登图片，也没有任何彩页，所以即使我想报道的商标，华尔街日报也无法向读者展现出商标精致的美，何况那时候读者也不关心设计的问题。）
这次采访是我和乔布斯的第一次交锋，没有产出任何专题报道，我们之间的交锋与谈判还将持续25年。与绝大多数记者和被采访对象之间的关系一样，我和乔布斯之所以能维持这样的关系，是因为我们身上都有对方想要的东西。我可以在华尔街日报上撰写封面报道，之后我又为财富杂志工作，可以在财富杂志上撰写封面报道；而他的故事让读者非常着迷，我想要抢占先机，比其他记者更快、更好地将他的故事带给读者。乔布斯想让我写他的新产品，而我的读者对他本人也很感兴趣。他想要让我描绘出产品的精妙设计与巧夺天工，而我更想挖掘产品背后的故事，分析公司在竞争中的起起伏伏。我俩的互动就像是一场交易，我们都希望哄骗对方签订有利于自己的协议。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和乔布斯是打桥牌的队友，有时候又觉得自己被骗了，手里拿着一副烂牌。乔布斯常常让我觉得他胜我一筹，尽管有时候这并不是事实。
尽管那次采访以后，华尔街日报并没有刊登任何报道，乔布斯对凯西库克（cathycook）说这次采访进行得还不错，我也“还行”。凯西当时正为艾莉森托马斯公关公司工作，自那以后，乔布斯经常通过凯西来邀请我去聊聊最新的进展。事实上，值得报道的内容并不多，至少达不到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准。直到1988年我才写了关于的第一篇报道，那一年乔布斯推出了公司的第一台电脑工作站。但每一次采访的经历都十分有趣。
有一次，他叫我去听他吹嘘如何说服罗斯佩罗（rossperot）向投资了2000万美元。表面上看，佩罗投资乔布斯的公司非常不合理，佩罗是一位爱国的海军老兵，剃着平头，温文尔雅，乔布斯却是个喜欢光着脚的素食主义嬉皮士，而且不喜欢用除臭剂。然而，我比较了解史蒂夫，也采访过佩罗几次，我知道他们俩其实非常相似，都是另类而又理想主义的自学成才之人。我告诉史蒂夫，他绝对应该去达拉斯电子数据系统公司（eleicdatasystems）总部拜访一下佩罗，即使不为别的，也应该去看看办公大楼的车道两边陈列的老鹰雕塑和美国国旗，那些都是佩罗的收藏。史蒂夫笑了，眨了眨眼说道：“去过了，也见识过了。”他问我是不是觉得他疯了，居然会喜欢佩罗这样的人。“任何人见过他以后，怎么可能不产生一点好感呢？”我答道，“他很有趣。”史蒂夫笑了笑表示同意，还补充道：“说实话，我觉得能从他身上学到很多东西。”
我们相仿的年龄逐渐成为交流的桥梁而非障碍，我们青少年时期的经历比较类似。尽管比尔盖茨也与我年龄相仿，我也写过很多关于他的报道，但他的父母不是工薪阶层，也从没上过公立学校，我和史蒂夫的父母都是工薪阶层，而且我们都上过公立学校。我们三个都躲过了去越南服役挨子弹的命运，因为当我们18岁时，征兵制被废止了，但比起比尔，我和史蒂夫更像是反战、和平时代的产物。我们都狂热地爱着音乐，也痴迷于各种机械小装置，我们敢于尝试各种古怪的新想法、新创意。史蒂夫是被领养的，我们偶尔也会聊起他的这段经历，但是这段经历对他性格产生的影响并没有社会和政治大环境的影响大，我们长大成人的时代也是科技日新月异的时代。
第4章 前言（3）（）
史蒂夫之所以愿意维持和我的关系，还有一个重要原因。20世纪80年代末期，电脑的世界正处于变局之中，只有激发起公众对他的下一代伟大产品的热切渴望，让他们朝思暮想、屏息而待，才有可能吸引到足够的潜在客户和投资者，史蒂夫特别需要投资者的支持，因为用了将近5年时间才推出第一代工作站电脑。史蒂夫一直都非常明白媒体报道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和价值，这也是里吉斯麦肯纳（regisma）所谓的史蒂夫“过人天赋”中的一部分。麦肯纳是史蒂夫早期最重要的导师，他曾经说过“史蒂夫在市场营销方面有着过人的天赋，在22岁的时候已经有了敏锐的直觉。他知道索尼的伟大之处，也了解英特尔的伟大之处，他希望自己的产品也能享有如此声誉”。
史蒂夫知道苹果公司的报道是由我负责的，好几年时间里，他会时不时给我打电话爆一点苹果的“料”，都是他从还留在苹果工作的前同事那里听来的，有时候他只是谈谈自己对于苹果公司无休无止的高层变动闹剧的看法。到90年代初，苹果已经变得一团糟，史蒂夫是可靠的情报来源，而且我渐渐发现他打电话的时机绝对不是随便选的，每次都是有动机的：有时候是想挖掘一些竞争对手的信息，有时候是想让我看看他的产品，有时候是对我写的文章表示不满。对于最后一种情况，他还会跟我抗争。90年代后期，他又回到了苹果公司，我认为有必要给财富杂志再写一篇关于苹果的报道，于是给他发了封邮件。我们已经几个月没联系了，因为我做了一个心脏手术，在我住院期间他曾给我打过电话祝好，现在我已经康复了，打算再撰写一篇报道。他给我回了邮件，寥寥数语：“布伦特，我记得去年夏天你写的那篇报道对我和苹果公司都很不友好，这让我很受伤，你为什么要写这样一篇烂报道呢？”不过几个月后，他还是让步了，配合我写了另一篇封面报道。
我们的关系长久、复杂，却让彼此获益。如果我在行业活动中碰到史蒂夫，他会把我当成朋友介绍给别人，这一点让我受宠若惊，也让我感到有一丝怪异，我的确应该算得上是他的朋友，但并非所有的时候都是如此。有段时间，他在帕洛阿尔托办公，办公室离财富杂志所在地很近，我时不时会碰到他，我们会停下脚步天南海北地聊上几句。有一次，我还帮他挑选送给妻子的生日礼物。因为工作的原因，我去过他家很多次，每一次都比较随意、不拘礼节，我和其他ceo（首席执行官）的接触并不是这样的。然而每时每刻，我们之间关系的本质是非常清晰明了的：我是记者，而他是被采访对象和文章的主题。他很喜欢我写的某些报道，另一些却让他很生气，比如上文提到的让他回了邮件的那篇报道。我始终保持独立，而他也会隐藏一些信息，这构成了我们关系的边界。
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我们之间的关系渐渐疏远。21世纪头10年的中期，我们都病得很严重，他在2003年被确诊为胰腺癌，而我在2005年去中美洲期间感染了心内膜炎和脑膜炎，昏迷了14天，醒来后几乎失去了所有听觉。当然，他对我病情的了解远远胜过我对他病情的了解。有时候，他也会向我透露一些病情的细节，有一次我们还比较了手术后留下的疤，就像电影大白鲨里的昆特（由罗伯特肖饰演）和胡珀（由理查德德莱福斯饰演）那样。我在斯坦福医院康复期间，他来看过我两次，主要是来检查自己的肿瘤，顺便来探望一下。他给我讲了关于比尔盖茨的笑话，还因为我没有戒烟把我训斥了一顿，他总是喜欢对别人的生活方式指手画脚，劝了我好几年让我戒烟。
史蒂夫去世后，关于他的报道铺天盖地，有文章、图书、电影，还有电视节目，大部分只是在重复关于史蒂夫的那些传说和成见。这些传说和成见从80年代起就开始流传，那时媒体刚从位于库比蒂诺（cupertino）的苹果公司总部挖掘出这位神童。当时，史蒂夫沉浸于媒体的追捧中，对于媒体并不设防，那段时间也是他生活最为散漫、放纵的一段日子，因此媒体在把他描绘成天才的同时，也免不了揭露他的卑劣以及对同事和朋友的漠不关心。后来他开始对媒体设防，只在需要宣传产品时才与媒体合作，因此这些早期的报道就成了大众获知他个性和思维方式的唯一来源。这也许也解释了为什么在他去世后，关于他的报道展现的几乎都是一些成见：史蒂夫是一位天才，在设计方面天赋过人，讲故事的能力超凡脱俗，可以产生“扭曲现实”的魔力；他就是个自以为是的混蛋，一味地追求完美，完全不顾他人的感受；他觉得自己比任何人都聪明，从来听不进任何建议，而且从出生伊始，就是天才与混蛋的结合体。
以我对史蒂夫的了解来看，这些成见没有一个是正确的。在我看来，史蒂夫比我在其他任何文章里读到的形象都更复杂、更有人性、更多愁善感，甚至更聪明。他去世几个月后，我开始整理我对史蒂夫的采访笔记、磁带和文档，又回忆起很多已经淡忘的内容：有我采访他时随手写下的笔记，有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当时没有用在报道里的故事，有我们互发的邮件，还有从来没有转成文字稿的磁带录音。我还找出一盒史蒂夫送我的磁带，当时约翰列侬（johnlennon）的遗孀小野洋子（yokoono）送给史蒂夫一盘磁带，是歌曲永远的草莓地（strawberryfieldsforever）在录制过程中的各种不同版本，史蒂夫又翻录了一盒送给我。这些旧物都藏在车库里，在整理旧物的过程中，关于史蒂夫的很多记忆涌上心头。这些旧物我整理了好几周，整理完后我做了个决定：
第5章 前言（4）（）
对于大众头脑里关于史蒂夫的那些根深蒂固的偏见，光抱怨几句是远远不够的，我要凭借我对他的了解，向公众展现一位更完整的史蒂夫，在他活着时是没有办法如此展现的。采访史蒂夫的过程引人入胜而又充满戏剧性，他的一生就如同莎士比亚的戏剧，充斥着傲慢、阴谋与豪情，充斥着十恶不赦的坏蛋与笨手笨脚的傻子，有幸运女神的垂青，有好心好意的忠告，也有出乎意料的结果。
如此短的时间里有如此多的跌宕起伏，在他活着时，人们根本不可能完整地刻画出他的成功轨迹。现在，我要将目光放长远，重新审视这位自称是我的朋友的人—史蒂夫。
对于史蒂夫的职业生涯，大家最感兴趣的一个问题是：既然史蒂夫是如此前后矛盾、鲁莽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