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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法活动的鼓吹者，一心效法欧洲和日本的变法先例。可是他们对中外变法事务的了解，甚至远不如洋务派。但恰恰由于这种一知半解的天真，他们反而更能影响本国的舆论。戊戌变法毫无疑义是失败的政治活动，同时却是极为成功的政治鼓动。毋庸置疑，清朝末年和民国时期的许多政治活动家，大多是通过戊戌变法接受政治启蒙的。
杨深秀，字仪村，本名毓秀，山西闻喜人。少颖敏，谙中西算术。同治初，以举人入赀为刑部员外郎。假归，值晋大饥，阎敬铭衔命筹赈，深秀条上改革差徭法，困少苏［困少苏：灾情稍微有所缓和。］。光绪十五年，成进士，就本官迁郎中，转御史。尝言：“时势危迫，不革旧无以图新，不变法无以图存。”
二十四年［二十四年：即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俄人胁割旅顺、大连湾。深秀力请联英、日拒之，词甚切直。时朝廷锐意行新政，而大臣恒多异议。深秀乃与徐致靖先后疏请定国是，又以取士之法未善，请参酌宋、元、明旧制，厘正文体，下其议于礼部，尚书许应骙心非之，未奏也。会议经济特科务减额［经济特科：清为选拔“学问淹通、洞达中外时务者”而特设的科目。］，于是深秀合宋伯鲁弹其阻挠。上令应骙自陈，奏上，劾康有为夤缘要津［夤缘要津：通过关系钻营重要职位］，请罢斥，词连深秀，上不之诘也。御史文悌劾深秀传布有为所立保国会，并暴有为交通内外状，德宗责以代人报复，反获咎。深秀益感奋，连上书请设译书局，派王公游历各国，并定游学日本章程，皆报可。又请试庶官，日番二十人，料简贞实［日番二十人，料简贞实：每天考察二十名官员，选择那些有真才实学的人。］，而汰其庸愚罢老不谙时务者，繇是廷臣益侧目。湖南巡抚陈宝箴图治甚急，中蜚语，深秀为剖辨之，上以特旨褒宝箴，宝箴乃得行其志。
八月，政变，举朝惴惴，惧大诛至，独深秀抗疏请太后归政。方疏未上时，其子黻田苦口谏止，深秀厉声叱之退。俄被逮，论弃市。
深秀性鲠直，尝面折人过，以此丛忌。官台谏十阅月，封事二十余上［封事：指上书言事的奏］，稿不具存，惟狱中诗三章流传于世。著有虚声堂稿、闻喜县新志。
杨锐，字叔峤，四川绵竹人。少隽慧，督学张之洞奇其才，招入幕。肄业尊经书院，年最少，尝冠其曹。优贡朝考得知县。之洞督两广，从赴粤。光绪十一年，举顺天乡试，考取内阁中书。
二十四年，之洞荐应经济特科。又以陈宝箴荐，与刘光第、谭嗣同、林旭并加四品卿，充军机章京，参新政。召见，锐面陈兴学、练兵为救亡策，称旨。七月，礼部主事王照上封事，尚书许应骙等格不奏。上闻，震怒，尽褫尚书侍郎六人革职，朝臣皆不自安。上手诏密谕锐云：“近日朕仰观圣母意旨，不欲退此老耄昏庸大臣而进英勇通达之人，亦不欲将法尽变。朕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非力行新政不可？然此时不惟朕权力所不及，若强行之，朕位且不能保。尔与刘光弟、谭嗣同、林旭等详悉筹议，必如何而后能进用英达，使新政及时举行，又不致少拂圣意，即具奏，候朕审择，不胜焦虑之至！”锐复奏言：“太后亲挈大位授之皇上，皇上宜以孝先天下，遇事将顺。变法宜有次第，进退大臣不宜太骤。”上是之。
已而太后再训政，诸言新政者皆予重诛。锐既下狱，自揣实无罪，谓即讯不难白，次日，遽诏与光第等同弃市。宣统改元，锐子庆昶缴手诏于都察院，请代奏，始传于世。
刘光第，字裴村，四川富顺人。光绪九年进士，授刑部主事。治事精严，因谳狱忤长官［谳狱：判决案件］，遂退而闭户勤学，绝迹不诣署。家素贫，而性廉介，非旧交，虽礼馈弗受。独与杨锐善。通周官、礼及大小戴礼记［周官：即周礼。］。其应召也，亦以陈宝箴荐，然非其素志，将具疏辞，川人官京朝者力劝之。一日，召见，力陈时危民困，外患日迫，亟宜虚怀图治，上称善。惟时言路宏启，臣民奏事日数百计，光第竟日批答，签识可否，以待上裁。退语所亲曰：“吾终不任此，行当亟假归矣！”未一月而祸作，光第自投狱。临刑，协办大学士刚毅监斩，光第诧曰：“未讯而诛，何哉？”令跪听旨，光第不可，曰：“祖制，虽盗贼，临刑呼冤，当复讯。吾辈纵不足惜，如国体何！”刚毅默不应，再询之，曰：“吾奉命监刑耳，他何知？”狱卒强之跪，光第崛立自如。杨锐呼曰：“裴村，跪！跪！遵旨而已。”乃跪就戮。著有介白堂诗文集。
谭嗣同，字复生，湖南浏阳人。父继洵，湖北巡抚。嗣同少倜傥有大志，文为奇肆。其学以日新为主，视伦常旧说若无足措意者。继洵素谨饬，以是颇见恶。嗣同乃游新疆刘锦棠幕，以同知入赀为知府，铨江苏［同知：官名。知府佐官。铨江苏：选拔到江苏任职。］。陈宝箴抚湖南，嗣同还乡佐新政。梁启超倡办南学会，嗣同为之长。届会期，集者恒数百人，闻嗣同慷慨论时事，多感动。
光绪二十四年，召入都，奏对称旨，擢四品卿、军机章京。四人虽同被命，每召对，嗣同建议独多。上欲开懋勤殿，设顾问官，令嗣同拟旨，必载明前朝故事，将亲诣颐和园请命太后。嗣同退谓人曰：“今乃知上绝无权也！”时荣禄督畿辅，袁世凯以监司练兵天津。诏擢世凯侍郎，召入觐。嗣同尝夜诣世凯有所议［嗣同尝夜诣世凯有所议：荣禄作为直隶总督，慈禧太后的心腹，在当时握有兵权，控制京津。光绪帝听从维新派建议，欲笼络掌握一定军队的袁世凯。据梁启超谭嗣同传：谭嗣同夜访袁世凯，劝其诛荣禄，勤王。袁表面答应，暗中告密。遂有戊戌政变。］。明日，世凯返天津。越晨，太后自颐和园还宫，收政权。启超避匿日本使馆，嗣同往见之，劝嗣同东游。嗣同曰：“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卒不去。未几，斩于市。著有仁学及莽苍苍斋诗集等。
林旭，字暾谷，福建侯官人。年十九，举本省乡试第一。后试礼部，值中日构衅，纠同试者上书论时事，不报。入赀为内阁中书。时康有为倡言变法，先于京师立粤学会，以振厉士气，而蜀学、浙学、陕学、闽学诸会继之。旭为闽学会领袖，又充保国会会员。荣禄先为福州将军，雅好闽士，及至天津，延旭入幕。俄以奏保人才召见，操土语，上不尽解。退缮摺，上称善，遂命与谭嗣同等同参机务，诏谕多旭起草。及变起，同戮于市，年二十有四。著有晚翠轩诗集。妻沈葆桢孙女，闻变，仰药不死，以毁卒［以毁卒：因哀伤过度去世。］。
康广仁，名有溥，以字行，有为弟。少从兄学。有为上书请改革，广仁谓当先变科举，庶人才可出。其后罢乡会试、制艺，而岁科试未变，广仁激励言官抗疏论之，得旨俞允。于是广仁语有为：“今科举既废，宜且南归兴学专教育，俟养成多数有用才，数年后乃可云改革也。”有为不忍去。及初闻变，广仁复趣有为归。有为走，广仁被逮。在狱言笑自若，临刑犹言曰：“中国自强之机在此矣！”
延伸阅读
梁启超的政治经历
梁启超自幼熟谙经传，少年应试登科，步入科举正途。应试途经上海时，梁启超开始接触西学，自此渐受西方思潮熏陶。不久之后，梁启超与康有为会面，对后者的见识深为钦佩，遂投入康氏门下，很快成为康有为的得意门生和重要助手。
与康有为向来注重政治运动不同，梁启超应对舆论更加得心应手。戊戌变法前，梁启超与国内倾向变法的开明人物往来密切。在后者的支持下，梁启超出任时务报主笔，后又主持长沙时务学堂，使这两处相继演变为变法派的据点。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与国内政治活动联系渐少。梁启超在日本创办了清议报和新民丛报等变法派刊物，继续鼓吹政治变革。由于坚持以政治上的渐进改良革新中国政治，梁启超与鼓吹排满、革命的激进派发生激烈论战。改良派和激进派都以论战为基调，为自己的政治主张辩护，而无意于冷静求证问题，论战的结果是各方都更加坚信自己的立场。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并未忘情于国内政治，他参与发起政闻社，以督促、应和清政府的政治改良举措。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主持北京政府。梁启超对革命期间的战乱深有余痛，故而对袁世凯抱有很大期望，希望他主持的政府能统一全国，保障和平。为对抗国会中国民党一党独大的局面，梁启超参与组织进步党，试图在宪政秩序中推进政治改良。进步党收揽了许多前清时期的立宪派，被国内舆论视为稳健可信赖的政治团体，一时深孚众望。袁世凯帝制自为后，进步党人深感失望。梁启超自觉帝制与宪政理想分野甚大，遂与袁世凯分道扬镳。他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公开宣布反对帝制。梁启超的弟子蔡锷南下发动护国战争，此后进步党人对护国战争贡献良多。护国战事的发展引起了北洋政府内部的分歧，袁世凯的亲信或者倒戈，或者对帝制表现得很消极。
袁世凯心灰意懒，取消帝制后不久病逝。段祺瑞主持北京政府时，是梁启超和许多进步党人政治生涯的黄金时期。他们在国会中支持段祺瑞政府；协助讨伐张勋复辟，维护共和国体；在外交上参加协约国集团，对德国宣战，并企图借协约国的援助改良国内财政、军事制度，在战后条约中改善中国的国际地位。但好景不长，北洋军人之间的内战导致段祺瑞政府倒台，从此北京政府落入军人操控中。进步党人如无根之萍，渐渐没落。政治理想破灭后，梁启超在学术研究和对政局的观望之中度过了他的余生。
第99章 东南互保（）
导读
本文选自愚斋存稿初刊卷三六。
戊戌政变后，光绪皇帝与西太后、帝党与后党之间的冲突告一段落。皇帝被囚禁在瀛台，帝党和接近帝党的维新党被放逐。维新党鲁莽的政变计划未能拯救皇帝的事业，却激怒了太后。太后盛怒之下，幽禁自己一手选定、抚养的皇帝。除此之外，太后还担心年轻的光绪帝在自己去世后复辟，那时自己将难逃政治清算。这种担心更使太后下定了让皇帝退位的决心，以便一劳永逸地解决政治翻案的隐患。
但是列强对皇帝在维新期间的开明举措颇有好感，并认为皇帝开明统治下的帝国更符合列强的利益。因此在北京的外国公使、政治活动家拒绝接受让皇帝退位的暗示，甚至敦促太后归政于皇帝。在晚清政局中举足轻重的地方督抚愿意默认戊戌政变的结果，但是现在局势已经完全不同，因为在退位问题上支持太后就意味着与有希望复辟的皇帝结仇。在尘埃落定前，督抚们更愿意保持现状，而不是将自己的政治前途完全押给年迈的太后。督抚们的消极在维新期间帮助了太后，但现在同样的消极其实是在无形地支持远比太后年轻的皇帝。
地方督抚、外国公使、帝党残余、流亡的维新党不约而同地反对太后的计划。这个庞大的联盟遍及朝野上下、海内海外，执政近四十年的太后对此也徒唤奈何。让皇帝继续保持名义上的地位，和将来复辟的希望，不言而喻是要求太后接受自己的政治命运，向幽禁之中的皇帝妥协。素以坚强、决断著称的太后拒绝妥协，她开始尝试各种改变命运的途径。与她祸福相依的宗室、近臣建议借反洋教的义和团之力，向外国开战，迫使外国放弃干涉中国内政。太后不一定相信义和团的力量，但她认为尝试将义和团引入北京，不失为一种对列强的政治示威，或许有望促使列强重新考虑自己的态度。事实上，在废立问题上太后已经失去了所有有影响的政治同盟者，不得不考虑这种前所未有的冒险举动。
义和团进京后，很快就发展成无政府的骚乱。列强要求清政府恢复法律和秩序，并准备派遣海陆军来中国。面临内外政治压力，太后决定将自己的政治冒险坚持到底。在太后的独断下，朝廷下诏向列强宣战，进行最后的冒险。远离北京的督抚无意卷入皇室的政治纠葛，更无心与列强开战。南方最有权势的几位总督拒绝了朝廷的宣战诏书。经过斡旋与列强签订了和平协议。越来越多的督抚加入协议，最后囊括了帝国的大部分地区。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帝国的太后、皇帝艰难地跋涉在流亡途中，颜面丧尽。而在加入协议的南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