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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令文对自己的婢妾和歌伎也做了安排，要求将她们安置于铜雀台好好对待。在铜雀台正堂上安放一张六尺长的床，挂上灵幔，早晚供上干肉、干粮之类的祭品，每月初一及十五，要向着灵帐歌舞，还要常登铜雀台，遥望自己的墓田。对于余下的熏香，可分于诸夫人，不要用来祭祀。各房之人如无事，可学着编织有饰物的鞋子卖。自己一生做官得到的绶带，都放于柜中，遗留的衣服等，放于另一柜中，放不下的话，可由曹丕等兄弟们分掉。
曹『操』《遗令》中的细琐安排，特别是对妻妾的安排，遭到历代文人的非议。如杜牧《杜秋娘传》云：“咸池升日庆，铜雀分香悲。”吴伟业《清凉山赞佛》写道：“纵酒苍悟泪，莫卖西陵履。”蒲松龄在《聊斋志异·祝翁》中也评论道：“缱绻恩私悲永诀，由来伉俪最情深，从今白首同归去，痴绝分香卖履心。”这些纠缠于细枝末节小事的诗歌，其用意大抵是一种讥讽。
然而，曹『操』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要“薄葬”的帝王。
公元207年5月，已逾“知天命”之年的著名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曹『操』，在征战乌桓的归途中，写下了一首流传千古的诗歌《步出夏门行·龟虽寿》。其中有句云：“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这表明，这位叱咤风云的英雄明确地意识到，自己已经老了。
一方面统一大业路途尚远，另一方面老境渐至岁月如梭，所以，如何延长寿命来完成未竟的事业，就成为曹『操』不得不思考的问题，而暮年将至、壮志未酬的苦闷也随之而生。
对于长生不老、成神成仙，曹『操』是十分向往的，这从其诗《气出唱》中可得到明证。在其中的一节，他写道：
驾六龙，乘风而行。行四海外，路下之八邦。历登高山临溪谷，乘云而行。行四海外，东到泰山。仙人玉女，下来翱游。骖驾六龙饮玉浆。河水尽，不东流。解愁腹，饮玉浆。奉持行，东到蓬莱山，上至天之门。玉阙下，引见得入，赤松相对，四面顾望，视正焜煌。开玉心正兴，其气百道至。传告无穷闭其口，但当爱气寿万年。东到海，与天连。神仙之道，出窈入冥，常当专之。心恬澹，无所欲。闭门坐自守，天与期气。愿得神之人，乘驾云车，（cān）驾白鹿，上到天之门，来赐神之『药』。跪受之，敬神齐，当如此，道自来。
在这首诗里，曹『操』以优美的笔调描写了自己历经泰山、蓬莱，得到了不死之『药』，又同各路仙人饮酒同乐，共度良辰的美好梦境。其成神仙、齐天地的强烈愿望跃然纸上。
愿望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对此，曹『操』的认识是清醒的，也是痛苦的。这从其61岁时所作的《秋胡行》中可得到体现：
愿登泰华山，神人共远游。愿登泰华山，神人共远游，经历昆仑山，到蓬莱。飘飘八极，与神人俱。思得神『药』，万岁为期。歌以言志，愿登泰华山。一解。
天地何长久！人道居之短。天地何长久！人道居之短。世言伯阳，殊不知老；赤松王乔，亦云得道。得之未闻，庶以寿考。歌以言志，天地何长久。二解。
明明日月光，何所不光昭！明明日月光，何所不光昭！二仪合圣化，贵者独人不？万国率土，莫非王臣。仁义为名，礼乐为荣。歌以言志，明明日月光。三解。
四时更逝去，昼夜以成岁。四时更逝去，昼夜以成岁。大人先天而天弗违。不戚年往，忧世不治。存亡有命，虑之为圭。歌以言志，四时更逝去。四解。
戚戚欲何念！欢笑意所之。戚戚欲何念！欢笑意所之。壮盛智惠，殊不再来。爱时进趣，将以惠谁？泛泛放逸，亦同何为！歌以言志，戚戚欲何念！五解。
在这里，曹『操』虽然试图“思得神『药』，万岁为期”，但“人道居之短”，连老子、赤松、王乔这些传说中的仙人，都不能得道成仙，何况自己！所以，他只能面对现实。但是曹『操』的可贵之处在于，面对人生的短促，他并没有采取“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及“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的悲观放纵态度，而是表达了“不戚年往，忧世不治”、“爱时进趣，将以惠谁”的忧国忧民，积极进取的不懈精神。
“戚戚欲何念，欢笑意所之”的达观人生促使曹『操』采取措施延长寿命。习练气功就是最重要的一个方法。
中国的气功有几千年的历史，可气功这个词的出现时间并不是很早，它首先见于晋朝许逊着的《灵剑子》一书。据考察认为此书不是许逊亲自所著，因为书中有很多气功术语都是宋朝以后才开始用的，所以成书时间不会早于宋朝。但它的思想可能是许逊这个门派师传徒，一代一代口传心授传下来的。在《灵剑子》一书中，气功这个词不是作为一个专用名词来使用的。过去练功叫修行，就是修道，也叫行气，可以解释为练周天，也可叫呼吸吐纳，也可称运气、行气，就是把气的功能加强起来，一方面修德，好事，一方面练，使身体发生变化，到一定程度修成了，就叫“道气功成”。
当时的曹『操』，集中了国内的各路大师和大仙，向他们学习。据说这些人中有一个叫甘始的气功师“善于行气，老有少容”，封君达知养『性』法和隐形法，郗俭能辟谷不食，据说曹『操』之子曹植曾亲与其绝谷百日，见其犹能“行步起居自若”。但最著名的当数华佗，此人不仅能妙手回春，治疗疑难杂症，而且在气功保健方面也造诣极深。他发明的“五禽之戏”即模仿虎的前肢扑动、鹿的伸转头颈、熊的卧倒身子、猿的脚尖纵跳、鸟的展翅飞翔编成的健身体『操』，功效十分显着。其弟子吴普按“五禽之戏”，坚持锻炼，活到90多岁，仍耳聪目明，牙齿不脱。曹『操』经常向这些气功师学习，也收到了一定的效果。
晋朝以后，道教、佛教等宗教在中国兴盛起来了。宗教利用了气功，把气功神秘化了。本来气功是练气修德，很具体很实际的，可是宗教化以后，就追求修炼成神、成仙、成佛了。这么一来，气功的科学本质没有了。但如果翻开中国气功史，可看到就在晋、隋、唐这一时期，有很多古人用气来命名的著作，如《气诀》、《气经》等，书中写的都是练气、用气的内容。《气经》中讲了几十种练气、用气的方法，连发放外气的方法都有，叫“布气”。以后的宗教淹没了气功，气功的名词就没了。
但是，生老病死乃是自然之规律，实非人力所能抗拒。所以，从218年开始，曹『操』不得不考虑安排自己的后事。他颁布了一道《终令》，其中说：
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规西门祠西原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周礼》冢人掌公墓之地，凡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后，汉制亦谓之陪陵。其公卿大臣列将有功者，宜陪寿陵，其广为兆域，使足相容。
《终令》明确提出，死后不要厚葬，要将自己埋葬在瘠薄的土地上，依照原有的高度作为圹墓，陵上不堆土，也不植树。
一年后，曹『操』为自己准备了送终的四季衣服，分别盛放在四个箱子中，上面写明春夏秋冬，并留下一个遗嘱：“有不讳，随时以殓，金珥珠宝之物，一不得送。”“吾死之后，持大服如存者，勿遗。”“敛以时服，葬之于邺之西冈上”。
曹『操』之所以主张薄葬，其原因有二：
一是曹『操』主张节俭，反对浮华。《三国志》记载：“太祖为人佻易天威重，好音乐，偶优在侧，常以日达夕。被服轻绡，身自佩小盘囊，以盛手中细物，时或冠恰帽以见宾客。每与人谈论，戏弄言诵，尽无所隐，及欢悦大笑，至以头没杯案中，肴膳皆治汗巾帻，其轻易如此。”
二是为了防止盗墓。因为曹『操』也曾经盗过许多王侯的陵墓。他曾设立了专门的盗墓机构『摸』金校尉和发丘中郎将，虽然言行有时未必一致，但是也看到了盗墓过程中的惨烈，对于墓主人来说尤其是如此。所以，他自己说要薄葬，意思就是你们盗墓，也盗不到什么。虽说中国历史上盗墓之盛始于春秋，但无论是先行一步的秦人，还是怀着复仇心理后发制人的项羽，都没有明目张胆地设置刨坟掘墓的官吏，只是趁兵荒马『乱』之机劫掠一番。但自董卓之『乱』后，却大不一样了，纷起争雄的各路军队因为经费严重不足，而纷纷干起了盗墓的勾当。曹『操』也不例外。
第30章 盗墓风潮第二波：三国两晋南北朝的盗墓高潮（3）（）
陈琳在《讨曹檄文》中，历数了曹『操』的暴行。檄文指出，曹『操』品德最为不耻，挖人陵墓。难怪有人说：“曹『操』无道，置发丘中郎、『摸』金校尉数十员，天下冢墓，无问新旧，发掘时骸骨横暴草野，人皆悲伤。其凶酷残忍如此！”可能曹『操』自己亲眼目睹了许多坟墓被盗后尸骨纵横、什物狼藉的场面，自己不愿重蹈覆辙，所以他才一再要求薄葬。
集团盗墓最疯狂
魏晋时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乱』世，魏即是说曹魏，晋就是两晋。
魏晋时期可谓备经丧『乱』，朝廷腐败，政权更迭，战『乱』不断，饥荒、瘟疫时刻伴随着这个多事之秋。当时百姓饥馑和荒凉，正是“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加之社会动『荡』、经济萧条，甚至出现人吃人的现象。
魏晋时期可谓备经丧『乱』，朝廷腐败，政权更迭，战『乱』不断，饥荒瘟疫时刻伴随着这个多事之秋。当时百姓饥谨和荒凉，正是“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加之社会动『荡』、经济萧条，甚至出现人吃人的现象。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过着这种食不果腹、朝不保夕的生活，面对满目疮疾、淡然无光的环境，许多人铤而走险，加入盗墓者的行列。当盗墓成为另一种风行的行为时，人们便不以为耻，窃贼竟也能公然走上庙堂。魏文帝曹丕对此痛心疾首，认为“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亦无不掘之墓”，其妻文德郭皇后也说过“自丧『乱』以来，坟墓无不发掘”，可见当时盗墓活动何等之猖獗。
作为盗墓史上的一个特殊时代，魏晋时期盗墓最大的特点是盗墓者中多有王侯将相。魏晋是一个军阀并起、豪强割据的时代，为了争夺权力和地盘，军阀间战火不断，军队数量庞大，所需军费也骤然提高。而由于战『乱』、饥荒、瘟疫，人们不能安心劳动，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军阀财政收入匮乏，割据一方的豪强们纷纷想方设法广开财源。于是，盗墓这一古老的不需成本而速见成效的敛财之法，为各路军阀竞相采用。
就这样，魏晋时期出现了许多王公贵族盗墓集团。这些人对王侯的陵墓进行了疯狂的盗掘，甚至做出了令人发指的行为。
西晋十六国时期的前赵国国君刘曜，本是汉王刘渊的同族，后来在一系列战斗中，势力日渐强大。公元319年，他建都长安，建立赵国。称帝后，虽然也起用了一些有学识的人做官，也在长安开办学校，造经学之士以教之，但他始终没有一套成型的治国安民的政治措施。刘曜初入关中时对部下的规谏还听得进去，如他命起陵宵台，在霸陵西南建寿陵时，侍中乔豫、和苞上疏进谏，刘曜听了大喜说：“二侍中恳恳有古人风烈矣，可谓社稷之臣也”。遂罢其工程。但平定巴氐叛『乱』不久，就开始对大臣们的进谏听不进去了。陈安之『乱』未平，刘曜就为其父母建永垣陵、显平陵，功费至亿，游子远进言停建，但他不听。后来大兴土木，发600万民工为其父及其妻修建陵墓，《魏书》、《晋书》记载其“下洞三泉，上崇百尺，积石为基，周回二里，发掘古冢以千百数”，其结果是“气塞大地，暴骸原野，器声盈衢”。由于其大量挖掘古坟，并将尸骸遗弃荒野，从而造成了太原一带瘟疫流行，老百姓死者无数。这一暴行，自然引起了老百姓的愤恨。
东晋太宁二年（公元325年），后赵石生进攻前赵河南太守尹平于新安（今河南新安），尹平战败被斩，石生掠前赴5000人而还。太宁三年（公元326年），前赵刘曜联合东晋司州刺史李矩、颍川太守郭默进攻石生，刘曜派中山王刘岳将兵15000人，以镇东将军呼延谟率荆州、司州之兵会攻石生，前赵联军迅速攻克石梁（今河南洛阳市东）、孟津（今河南孟津）。石虎率步骑五万自成皋（今河南荥阳西北）与刘岳战于洛西，大败后赵军队。六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