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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瀚章说：“但是如今为官做事，没有皇上的信任、满蒙亲贵的支持，要办大事是不可能的。”
曾国藩说：“这团练，就是一个烫手的山芋。办好团练，若不能打仗，则不成事；不成事，则身败名裂。若能打仗，必然会成为一支实际上的军队。满人对握有军权的汉人，一向猜忌甚深，非徒无功，还有不测之祸。所以说成与不成，都不是好事，这也是我为什么如此犹豫的原因。这注定是一场悲剧。但是我却不得不赴汤蹈火。”
李瀚章说：“走一步看一步，恩师总办全省团练事务，三湘士人，识与不识，莫不欣欣然，咸谓湖南之事可为。澄清天下，抚境安民，是百姓之福。”
曾国藩脸上却毫无表情，说：“万一不能成功，半世英名毁于一旦。现在退出，还来得及，可以恳请在籍终制，不能受命。我是热孝在身，哪有母死未葬，就出山办事的道理。”
“其实，恩师并不需要忧虑没有实权。听闻恩师这次受重用办团练，乃是恭亲王奕䜣、肃顺大学士的保荐。”
“筱泉，此话怎讲？你怎知晓庙堂之上的事？”
“恩师，你给内侍太监中官只有一百两路费，而学生给了他一千两银子，他自然把知道的事情告知我。”李瀚章说。
“筱泉，真有你的，你还有何情报？”
“其实，皇上一直在考虑起用恩师，但未最后拿定主意。为此事，皇上分别召见恭亲王和内阁大学士肃顺。这两人，恩师可都熟识？”
曾国藩与恭亲王、肃顺都有过多次接触，他说：“恭亲王才思敏捷，器识闳达，是皇族中最有头脑的人物。肃顺是郑亲王乌兰泰尔的第六子，明练刚决，敢作敢为，不但是满族中数一数二的拔尖角色，也是阖朝文武中少有人比得上的干才。我早就猜到，皇上将会重用肃顺，依靠他来整饬朝纲，力矫弊端。肃顺的入阁拜相，乃是实至名归。”
“恩师，这两人都竭力主张起用汉人来平洪杨，恭亲王说恩师是先帝破格超擢的年轻有为人才，是林则徐一类的人物，要皇上实心依畀，予以重用。肃顺更明确提出，当前两湖动乱，只有请饬曾国藩在原籍主办团练，方便行事，则洪杨可早日剪灭，国家可早得平安。皇上于是欣然接受，就下旨了。”李瀚章说：“李贺说得好：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封侯拜相，只能靠沙场猎取，几曾见过以文章封侯的？”
曾国藩说：“确实，嘉庆年间，杨遇春不过是额勒登保手下一员武将，后竟拜陕甘总督，封一等侯。道光年间，马济胜一勇之夫而封二等男爵。靠的也是平叛的军功。”
李瀚章说：“有了恭亲王、肃顺的信任，朝中有援，就可以放手去干大事。“恩师，如果你坚不受命，恭王和肃学士会怎么想呢？”
曾国藩低头不语，良久，轻轻地说：“筱泉，我跟你说句实话，我从未跟巡抚骆秉章、潘藩台他们打过交道，不知道彼此好不好相处。我这人性子急，今后与湖南官场亦难相得。”
“要说骆巡抚，此人最为爱才，为人又极坦诚。他不受苞苴之事，你应该知道。”
“骆秉章清廉能干，的确是当今朝廷的栋梁。”
“骆秉章能左宗棠都能忍受，相信恩师和他能好好相处。而且恩师莫看眼前长毛势大，我料死他们不能成事。”
曾国藩仍坐着不动，不露声色地问：“何以见得？”
李瀚章说：“长毛起事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其所依靠者拜上帝会，所崇拜者天父天兄；所过之处，毁孔圣牌位，焚士子学宫，与我中华数千年文明为敌，已激起天怒人怨。恩师说过，凡我孔孟之徒、斯文之辈，莫不切齿痛恨。就连乡村愚民、贩夫走卒，亦不能容其砸菩萨神灵、关帝岳王像之暴行。恩师出山之后，只要打起扞卫名教的旗帜，必定天下人都归顺恩师的勤王之师，长毛还能长久吗？”
曾国藩说：“确实，洪杨以民族大义争人心，我则以卫道争人心！”
“恩师，你素抱澄清天下之志，今时机已到，气运已来，上自皇上亲王，下至士民友朋，莫不瞩目于你。你若践运不抚，临机不发，不但辜负了自己的平生志向，也使天下士人寒心。”
“前人着书，说苏秦、张仪口似悬河，陆贾、郦生舌如利剑，我看你也差不多！”曾国藩对李翰章说。
“多谢恩师夸赞。”李翰章高兴地说：“恩师出山办团练，军饷是第一大事。前向长毛围城，藩库已空，料骆秉章一时不易筹措，我即刻回湘阴，劝募二十万饷银，助恩师一臂之力。”
曾国藩说：“难得你年纪轻轻一腔热血。若朝野文武都像你一样忧国忧民，哪来今日的洪杨作乱！”曾国藩说到这里，停了一下，说：“不过我今日乃带孝之身，老母并未安葬妥贴，怎忍离家出山，且亦将招致士林指责！”
李翰章说：“大丈夫办事，岂可过于拘泥！况且墨绖从戎，古有明训。为保桑梓而出，为保孔孟之道而出，正大光明，何况又有皇上煌煌明谕，恩师不必多虑，若你尚有不便之处，可由伯父出面，催促出山，家事付与诸弟。这样，上奉君命，下秉父训，名正言顺，谁敢再有烦言？”
“说得也是。”曾国藩说。“我也不再固小节而失大义，徒留千古遗恨！”
翌日，李翰章去找老爷子曾麟书。
曾麟书本来就不希望儿子守孝耽误前程，立即满口答应。遂面谕国藩移孝作忠，为朝廷效力。
恰好这时，骆秉章又来一信，报告武昌失守的消息，再一次恳切敦请国藩出山晋省。
于是，曾国藩将家事妥为安排，与四个弟弟分别各作一次长谈。六弟、九弟、满弟都要求大哥这次就带他们出去。
曾国藩考虑再三，决定暂带国葆一人先去长沙，叮嘱曾国华、曾国荃：“你们务必安心在家，不要轻举妄动，视局势的发展再定进止。”
然后，曾国藩来到腰里新屋，在母亲灵柩前焚烧已经誊抄尚未发出的“恳请在籍终制折”，并轻轻地对着母亲遗像说：“儿子不能尽人子之孝，为酬君恩，为兴家族，已决定墨绖出山！求母亲在天之灵保佑。”
曾国藩到长沙，紧靠巡抚衙门，新开办了一个衙门，招牌上写着“湖南审案局”五个大字。
曾国藩在这个衙门里办事，当起以安境保民为主要职责的帮办团练大臣。
记得进长沙的那一天，他和郭嵩焘、国葆、康福一行来到大托铺时，江忠源便带着一百楚勇在镇上恭候，亲自陪他们进城。来到新开铺时，左宗棠又带着一班长沙乡绅和昔日师友，如黄冕、孙观臣、陈季牧及岳麓书院山长丁善庆、城南书院山长丁辅臣等来迎接。
曾国藩来到巡抚衙门口，只见中门大开，巡抚骆秉章带鄂抚罗绕典、布政使潘铎、按察使岳兴阿及盐道、粮道等一批高级官员早已等候在那里。
当夜，骆秉章在巡抚衙门大摆酒席，为曾国藩洗尘，如此隆重而诚恳地迎接，使曾国藩深为感动。
骆秉章和曾国藩密谈。二人对湖南吏治松弛、匪盗横行，都深恶痛绝。
曾国藩认为乱世须用重典，对官场要严加整饬，尤其对匪盗要严加镇压。
骆秉章完全赞同，对曾国藩所持的“宁可失之于严，不可失之于宽”的方略，骆秉章也甚为欣赏。曾国藩又提出在省城建一大团，从各县已经训练的乡勇中择其优者，招募来省，严格训练，以这支团练来保卫省城安全，镇压各地匪乱的建议。
骆秉章表示同意，只是兹事体大，要曾国藩亲给皇上上一奏章。
最后，骆秉章如释重负，紧握曾国藩的双手，说：“今后有关湖南保境安民的一切，都拜托给仁兄了，全仗大才经纬。湖南是仁兄桑梓，仁兄对湖南的挚爱之心，定不在本巡抚之下，千万莫存避嫌之念，尽管放开手脚，施补天之术，使三湘父老早得安宁。”
这番话，说得曾国藩热血沸腾，对先前的谢绝颇感愧赧。
第二天，曾国藩便向朝廷呈上一道奏折，要在省城建大团，自然并不是仅仅为了防卫省城，镇压匪乱。
巡抚的主要意图在于建立一支新军：先招募少数人，加以严格训练；然后以这批人为骨干，再招募十倍二十倍的人，立即就可成为一支劲旅，不仅保湖南，到时还可以拉出到省外与太平军战斗。
“满人对汉人向来防范甚严，兵权由朝廷牢牢控制，从不放心让汉人多带兵，更不允许有人像明代戚继光那样建戚家军”。李翰章多曾国藩说。
由于时局危急，咸丰帝知绿营不足依靠，希望有一支新的军事力量出现，恭亲王、肃顺的竭力担保，咸丰帝这次居然很快便亲自批复：“悉心办理，以资防剿。”
第122章 乱世用重典（）
曾国藩安排好家事，奉旨办团练。在巡抚骆秉章和左宗棠的大力辅助下，李翰章帮他筹集了粮饷，足够五千乡勇一年之用。
接下来，曾国藩便开始训练三千乡勇团丁，编为五营，每营六百人，江忠源带一营，罗泽南带一营，王錱带一营，曾国葆统领一营。另外，曾国藩又亲自通过考核，选拔了亲兵营，由李翰章负责训练，充当自己的亲卫。
这些头目，大多都是曾国藩的亲戚或世谊。曾国藩认为，大团练勇中的大小头目，必须用自己人，都是亲戚或师生关系，彼此之间才能荣枯与共，生死相关。
曾国藩对乡勇的训练很严格，每次训话，总是晓以家国大义，还有家族荣辱。
李翰章的话不多，有时曾国藩让他补充说话，他总是说：“大家辛苦了！平时多流汗，上阵就少流血。我对大家的期望，是每一仗之后的大家都能活着。好好活着，才能为国尽忠，为家尽孝。”
新兵上阵，各人训练也很辛苦，当然，多是纸上练兵。
马上，实战的机会就来了。1853年的春节刚过，道州天地会头领何贱苟，受太平军骨干分子的策反，决定起事。他以道州的岩头村、常宁五洞、桂阳白水洞、宁远赖子山为据点，发展会众，很快纠结了三四千人，他自称普南王，率众攻进道州县城，杀了道州的把总许得禄，还有典史吴世昌等十余人。
这是明目张胆的造反，曾国藩速派李翰章、和罗泽南带八百团练镇压。
三天时间，李翰章和罗泽南率军大破何贱苟的会众，夺回了道州县，俘虏了何贱苟的家人和亲戚一百余人，其中妇女儿童二十余人。
李翰章请示曾国藩如何处理，曾国藩说：“乱世用重典！全部砍头示众。”
李翰章说：“包括妇女和孩子吗？”
“一个不留。”曾国藩说：“这样才能使那些蠢蠢欲动的人恐惧。”
李翰章于心不忍，罗泽南还是执行了曾国藩的军令。
不久，衡山草市的刘积厚又起事，聚众数百人，杀人放火。曾国藩急忙派人通知罗泽南，叫他带人去草市平叛，很快也平息了。
不久，江西上犹刘洪义的义军进入桂东，杀死清兵把总吕志漳、绅士黄达三，进据沙田；还有攸县的红黑会、桂阳的半边钱会、永州的一股香会，都在酝酿起事。
曾国藩派人火速平叛，每一地杀人上千，宁可错杀，也不放过一个可疑的匪患，只要是闹事的，抢劫的，偷盗的，抓住就杀头。
曾国藩对这些危害社会治安的不良分子，一律处以重刑。为着鼓励团丁，他规定：“凡捉一匪徒，赏银五两。”
重赏之下，团丁剿匪踊跃，有的一天甚至捉十来个送来。不管是游匪、土匪、盗贼及其他闹事者，捉来一个，就杀一个。不管谁来讲情，曾国藩都不宽宥。他常对李翰章说：“镇压匪乱，要心狠手辣。”
李翰章还算是比较克制，有三类人他坚决不杀，一种是从岳州、武昌、汉阳等城逃出的兵勇，无钱回家，无营可投，沿途逗留饿急了才抢窃，这种人他收编；还有一种是因战事而被烧房屋而无家可归的百姓，弱者沦为乞丐，强者聚众生事，这种人一般遣返；另外就是清兵行军打仗中所掳的长夫，没有盘缠回家，于是辗转流落，这类也收编。
曾国藩尤其是对敢于在长沙附近滋事的匪徒或流氓，绝不放过，为着收到杀一儆百的效果，还命人制作十个木笼，取名叫站笼。
李翰章看了那站笼，约一人高，犯人头卡在木枷中，四肢捆绑，站在笼子里。如若有犯事者，白天用车拉着在城内四处游街。夜晚则放在露天里，不给吃，也不给喝，不出三四天，犯人便惨死。有些犯人在长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