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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着中国通史-第4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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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晋书·赫连勃勃载记》说他蒸土以筑统万城,可见当时砖尚甚少。不然,何不用砖砌,而要临时蒸土呢?无怪古代的富者,造屋只能用土墙了。建筑材料,多用土木,和古代建筑的不能保存,也有关系。因为其不如石材的能持久。而用木材太多,又易于引起火患。前代的杭州,近代的汉口,即其殷鉴。

    建筑在中国,是算不得发达的。固然,研究起世界建筑史来,中国亦是其中的一系(东洋建筑,有三大系统:(一)中国,(二)印度,(三)回教[编者注,伊斯兰教],见伊东忠太《中国建筑史》,商务印书馆本)。历代著名的建筑,如秦之阿房宫,汉之建章宫,陈后主的临春、结绮、望春三阁,隋炀帝的西苑,宋徽宗的艮岳,清朝的圆明园、颐和园,以及私家的园林等,讲究的亦属不少。然以中国之大言之,究系沧海一粟。

    建筑的技术,详见宋朝的《营造法式》,明朝的《天工开物》等书。虽然亦有可观,然把别种文明比例起来,则亦无足称道。此其所以然:(一)因(甲)古代的造屋,乃系役民为之,滥用民力,是件暴虐的事。(乙)又古代最讲究礼,生活有一定的轨范,苟非无道之君,即物力有余,亦不敢过于奢侈。所以政治上相传,以卑宫室为美谈,事土木为大戒。

    (二)崇闳壮丽的建筑,必与『迷』信为缘。中国人对于宗教的『迷』信,是不深的。祭神只是临时设坛或除地,根本便没有建筑。对于祖宗的祭祀,虽然看得隆重,然庙寝之制,大略相同。后世立家庙等,亦受古礼的限制,不能任意奢侈。

    佛教东来,是不受古礼限制的,而且其教义很能诱致人使其布施财物。道家因之,亦从事于模仿寺观,遂成为有名的建筑,印度的建筑术,亦因此而输入中国。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一时亦呈相当的盛况。然此等『迷』信,宋学兴起以后,又渐渐的淡了。

    现在佛寺道观虽多,较之缅甸日本等国,尚且不逮。十分崇闳壮丽的建筑,亦复很少,不过因其多在名山胜地,所以为人所赞赏罢了。

    (三)游乐之处,古代谓之苑囿。苑是只有草木的,囿是兼有禽兽的。均系将天然的地方,划出一区来,施以禁御,而于其中『射』猎以为娱,收其果实等以为利,根本没有什么建筑物。所以其大可至于方数十里(文王之囿,方七十里,齐宣王之囿,方四十里,见《孟子·梁惠王下篇》)。至于私家的园林,则其源起于园。园乃种果树之地,因于其间叠石穿池,造几间房屋,以资休憩,亦不是甚么奢侈的事。后来虽有踵事增华,刻意经营的人,究竟为数亦不多,而且其规模亦不大。

    以上均系中国建筑不甚发达的原因。揆厥由来,乃由于(一)政治的比较清明,(二)『迷』信的比较不深,(三)经济的比较平等。以物质文明言,固然较之别国,不免有媿『色』,以文化论,倒是足以自豪的。

    朱熹说:“教学者如扶醉人,扶得东来西又倒。”个人的为学如是,社会的文化亦然。奢侈之弊,中国虽比较好些,然又失之简陋了。《日知录·馆舍》条说:“读孙樵《书褒城驿壁》,乃知其有沼,有鱼,有舟。读杜子美《秦州杂诗》,又知其驿之有池,有林,有竹。今之驿舍,殆于隶人之垣矣。予见天下州之为唐旧治者,其城郭必皆宽广,街道必皆正直。廨舍之为唐旧刱者,其基址必皆宏敞。宋以下所置,时弥近者制弥陋。”亭林的足迹,所至甚多,而且是极留心观察的人,其言当极可信。

    此等简陋苟且,是不能藉口于节俭的。其原因安在呢?亭林说:是由于“国家取州县之财,纤豪尽归之于上,而吏与民交困,遂无以为修举之资”。这固然是一个原因。我以为(一)役法渐废,公共的建筑,不能征工,而必须雇工。(二)唐以前古市政的规制犹存,宋以后逐渐破坏(如第十一章所述,唐设市还有定地,开市还有定期,宋以后渐渐不然,亦其一证),亦是重要的原因。

    从西欧文明输入后,建筑之术,较之昔日,可谓大有进步了;所用的材料亦不同;这确是文明进步之赐。惟住居与衣食,关系民生,同样重要。处处须顾及大多数人的安适,而不容少数人恃其财力,任意横行,和别种事情,也是一样的。

    古代的居民,本来有一定的规画。《王制》所谓“司空执度以度地,居民山川沮泽(看地形),时四时(看气候)”,即其遗制。其大要,在于“地、邑、民居,必参相得”。地就是田。有多少田,要多少人种,就建筑多少人守卫所要的城邑,和居住所须的房屋。据此看来,现在大都市中的拥挤,就是一件无法度而不该放任的事情了。

    宫室的等级和限制,历代都是有的(可参看《明史·舆服志》所载宫室制度)。依等级而设限制,现在虽不容仿效,然限制还是该有的。对外的观瞻,也并不系于建筑的侈俭。若因外使来游,而拆毁贫民住居的房子,这种行为,就要成为隋炀帝第二了。

    讲宫室既毕,请再略讲室中的器用。室中的器用,最紧要的,就是桌椅床榻等。这亦是所以供人居处,与宫室同其功的。古人都席地而坐。其坐,略似今日的跪,不过腰不伸直。腰伸直便是跪,顿下便是坐。所以古礼跪而行之之时颇多。因为较直立反觉便利。其凭藉则用几,据阮谌《礼图》,长5尺,广1尺,高1尺2寸(《礼记·曾子问》疏引)。

    较现在的凳还低,寝则有床。所以《诗经》说:“乃生男子,载寝之床。”后来坐亦用床。所以《高士传》说:管宁居辽东,坐一木榻,五十余年,未尝箕股,其榻当膝处皆穿(《三国魏志》本传《注》引)。观此,知其坐亦是跪坐。

    现在的垂足而坐,是胡人之习。从西域输入的。所坐的床,亦谓之胡床。从胡床输入后,桌椅等物,就渐渐兴起了。

    古人室中,亦生火以取暖。《汉书·食货志》说:“冬民既入,『妇』人同巷相从夜绩。”“必相从者,所以省费燎火。”颜师古说:“燎所以为明,火所以为温也。”这种火,大约是煴火。是贫民之家的样子。《左传》昭公十年说,宋元公(为太子时)恶寺人柳,欲杀之到元公的父亲死了,元公继位为君,柳伺候元公将到之处,先炽炭于位,将至则去之,到葬时,又有宠。又定公三年,说邾子自投于床,废于炉炭(《注》“废,堕也”),遂卒。则贵族室中取暖皆用炭。从没有用炕的。

    《日知录》说:“《旧唐书·东夷高丽传》:冬月皆作长坑,下然煴火以取暖,此即今之土炕也,但作坑字。”则此俗源于东北夷。大约随女真输入中国北方的,实不合于卫生。

    论居处及所用的器物既竟,还要略论历代的葬埋。古代的葬有两种:孟子所谓“其亲死,则举而委之于壑。”(《滕文公上篇》)盖田猎之民所行。《易经·系辞传》说:“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则农耕之民之俗。一个贵族,有其公共的葬地。一个都邑,亦有其指定卜葬的区域。《周官》冢人掌公墓之地,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是其制。

    后世的人说:古人重神不重形。其理由:是古不墓祭。然孟子说齐有东郭壑间之祭者(《离娄下篇》),即是墓祭。又说孔子死后,子贡“筑室于场,独居三年然后归”(《滕文公上篇》),此即后世之庐墓。

    《礼记·曲礼》:“大夫士去其国,止之曰:奈何去坟墓也?”《檀弓》:“去国则哭于墓而后行,反其国不哭,展墓而入。”又说:“大公封于营丘,比及五世,皆反葬于周。”则古人视坟墓,实不为不重。大概知识程度愈低,则愈相信虚无之事。愈高,则愈必耳闻目见,而后肯信。所以随著社会的开化,对于灵魂的『迷』信,日益动摇,对于体魄的重视,却日益加甚。

    《檀弓》说:“延陵季子适齐。比其反也,其长子死,葬于嬴博之间。”“既封,左袒,右还其封,且号者三,曰:骨肉归复于土,命也。若魂气,则无不之也,无不之也,而遂行。”这很足以表示重视精神,轻视体魄的见解,怕反是吴国开化较晚,才如此的。如此,富贵之家,有权力的,遂尽力于厚葬。

第40章 住行(2)() 
厚葬之意,不徒爱护死者,又包含著一种夸耀生人的心思,而发掘坟墓之事,亦即随之而起。读《吕览·节丧》、《安死》两篇可知。

    当时墨家主张薄葬,儒家反对他,然儒家的葬礼,较之流俗,亦止可谓之薄葬了。学者的主张,到底不能挽回流俗的波靡。自汉以后,厚葬之事,还书不胜书。且将死者的葬埋,牵涉到生人的祸福,而有所谓风水的『迷』信。死者无终极(汉刘向《谏成帝起昌陵疏》语),人人要保存其棺槨,至于无穷,其势是决不能行的。

    佛教东来,火葬之俗,曾一时盛行(见《日知录·火葬》条),实在最为合理。惜乎宋以后,受理学的反对,又渐渐的式微了。现在有一部分地方,设立公墓。又有提倡深葬的。然公墓究仍不免占地,深葬费人力过多,似仍不如火葬之为得。不过风俗是守旧的,断非一时所能改变罢了。

    交通、通信,向来不加区别。其实两者是有区别的。交通是所以运输人身,通信则所以运输人的意思。自有通信的方法,而后人的意思,可以离其身体而独行,于精力和物力方面,有很大的节省。又自电报发明后,意思的传达,可以速于人身的运输,于时间方面,节省尤大。

    交通的发达,是要看地势的。水陆是其大别。水路之中,河川和海道不同。海道之中,沿海和远洋的航行,又有区别。即陆地,亦因其为山地,平地,沙漠等而有不同。野蛮时代,各部族之间,往往互相猜忌,不但不求交通的便利,反而有意阻塞交通,其时各部族所居之地,大概是颇险峻的。

    对外的通路,只有曲折崎岖的小路,异部族的人,很难于发见使用。《庄子·马蹄篇》说:古代“山无徯隧,泽无舟梁”。所指的,便是这时代。到人智稍进,能够降丘宅土,交通的情形,就渐和往昔不同了。

    中国的文化,是导源于东南,而发达于西北的。东南多水,所以水路的交通,南方较北方为发达。西北多陆,所以陆路的交通,很早就有可观。陆路交通的发达,主要的是由牛马的使用,和车的发明。此两者,都是大可节省人力的。《易经·系辞传》说“服牛乘马,引重致远”,虽不能确定其在何时,然其文承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之下,可想见黄帝、尧、舜时,车的使用,必已很为普遍了。

    车有两种:一种是大车,用牛牵曳的,用以运输。一种是小车,即兵车,人行亦乘之,驾以马。用人力推曳的谓之辇。《周官》乡师《注》引《司马法》,说夏时称为余车,共用20人,殷时称胡奴车,用10人,周时称为辎辇,用15人。这是供战时运输用的,所以其人甚多。《说文》:“辇,挽车也。从车。”训并行,虽不必定是两人,然其人数必不能甚多。这是民间运输用的。贵族在宫中,亦有时乘坐。《周官》巾车,王后的五路,有一种唤做辇车,即其物。此制在后世仍通行。

    道路:在都邑之中,颇为修整。《考工记》:匠人,国中经涂九轨。野涂亦九轨。环涂(环城之道)七轨。《礼记·王制》:“道路,男子由右,『妇』人由左,车从中央。”俱可见其宽广。

    古代的路,有一种是路面修得很平的,谓之驰道。非驰道则不能尽平。国中之道,应当都是驰道。野外则不然。古代田间之路,谓之阡陌,与沟洫相辅而行。所以《礼记·月令》注说:“古者沟上有路。”沟洫阡陌之制,照《周官》遂人等官所说,是占地颇多的。虽亦要因自然的地势,未必尽合乎准绳,然亦必较为平直。

    不过书上所说的,是理想中的制度,事实上未必尽能如此。《左氏》成公五年,梁山崩,晋侯以传召伯宗。行辟重(使载重之车让路)。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可见驿路上还不能并行两车。《仪礼·既夕礼》:“商祝执功布,以御柩执披。”《注》云:“道有低仰倾亏,则以布为左右抑扬之节,使引者执披者知之。”《礼记·曲礼》“送葬不避涂潦”,可见其路之不尽平坦。后人夸称古代的道路如何宽平,恐未必尽合于事实了。

    大抵古人修造路面的技术甚拙。其路面,皆如今日的路基,只是土路。所以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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