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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谍传奇-第34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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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部”说:“老陈,你再考虑一下,还有没有别的途径可以出国?”

    陈主任捂着脸,说:“无论是乘飞机还是走陆路,缅甸都是唯一的通道。这还是在抗战时期形成的!没有其他的路了。”

    陈主任的这个说法,表明他从未考虑过经香港出境。

    “向部”又问:“其他途径,哪怕绕一点路也行呀!”

    陈主任忍不住笑了起来,“咱们唯一的国际航线,就是北京到苏联伊尔库茨克的。那可要绕一个大圈呀!让那些外国人听说了,还不得笑掉大牙!”

    “向部”就不说话了。他其实也知道这个情况。

    陈主任拍着桌子说:“民航局是干什么的!怎么弄到现在,只有一条国际航线!咱们应该有几十条国际航线才够用!”

    “向部”笑着说:“这个建议,只有你向总理提了。”

    陈主任摇了摇头。他知道,即使提这个建议,也是以后的事,对眼下的情况没有一点帮助。

    陈主任忧虑的另外一点是,他听说,已经有中央领导建议周恩来取消这次万隆之行。如果真的取消了,他的“星辰”计划就也有可能夭折。他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要求卫生部每天一次,告诉他有关周恩来总理的病情。

    三月二十八日,周恩来终于可以出院了。在出院前,北京医院的专家特地对周恩来的病情进行了会诊。

    专家会诊的结果认为:“伤口恢复很好。惟闻总理近期将外出工作,需长途乘坐汽车。专家特建议如下:(一)乘坐汽车两三小时需休息一小时。(二)腹部应包腹带。(三)注意饮食。(四)除有卫生部保健局局长黄树则同志照顾外,另派北京医院外科主任王励耕陪同送至我国边境。”

    陈主任是第一个看到北京医院提出的这份专家建议的。是卫生部部长亲自送到他的手里。这位卫生部长的眼神非常沉重。

    他说:“陈主任,你负责总理的行程。你必须按照专家组的建议行事。这一点,没有什么可商量的。相信你比我更清楚这件事的重要性!”

    陈主任看着这份专家建议,他在心里默算了一下,这样一来,整个陆路行程大约需要九至十天。这是不可接受的。

    他明白,在目前情况下,再安排周恩来及代表团经陆路抵达缅甸仰光的办法,已经不可行了。他必须寻找其他办法。

    在这几天里,陈主任的目光再次转到外交部提供的行程方案上。陆路不可行,就只能想办法乘飞机出行了。他和“向部”再次商量后,拟出新的行程方案。

    这个新方案的要点如下:

    第一、要求外交部、空军司令部和民航总局配合,秘密与缅甸政府联系,尽快开辟由昆明到仰光的国际航线。

    第二、由空军司令部出面,秘密与印度空军联系,向他们借用一架可载客的运输机。要求是,飞机不能太大,不要惹人注意,但要安全可靠。

    第二天,陈主任亲自把这份行程方案呈报给周恩来总理。

    周总理看过方案,抬头看着他,只问了一句,“这个方案可行吗?”

    陈主任到了这个时候,也只能实话实说了,“总理,我们将尽最大的努力,争取实现。”他停了一下,终于又补充一句,“走陆路,留做最后的办法。”

    周总理没有再问,就在报告上签了字。

    实在而言,此时已经是四月初了。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开辟新的国际航线,是不可想像的。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借用印度空军的飞机,也是不可想象的。所以,至少到现在为止,中国代表团出访的行程,仍然是以走陆路为主的。

    就在这个时候,又出现了另外一个情况。

    四月三日,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缅甸驻华大使吴拉茂先生。

    吴拉茂大使在这次会见中,向周总理转达了缅甸政府吴努总理的一个重要口信。

    吴大使说:“吴努总理非常希望,周总理能在本月十五日之前的两三天到达仰光。因为敝国吴努总理,还有印度的尼赫鲁总理,希望在亚非会议召开前,和您商量一下亚非会议中可能出现的情况,以及我们的对策。我们认为,这次会见很重要。”

    周恩来明白,这次亚非会议十分重要,是中国政府第一次在全世界面前亮相。毫无疑问,西方国家是敌视中国的,一定会在会议期间捣乱。另外,一些和中国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对中国还有一些偏见。因此,在亚非会议召开前进行这种磋商,是极其重要的。

    但是,考虑到他的行程,周总理只能微笑着回答说:“大使先生,我很愿意和吴努总理、尼赫鲁总理见面,磋商我们都关心的问题。”

四百四十、 政府包机() 
接着,周总理又说:“但是,在十五日之前到达,可能有困难。因为根据医生的嘱咐,我要在动手术的四个星期之后,才能乘坐汽车旅行。这个可以不去考虑。我就是现在出发,也可能来不及呀。因为从昆明到中缅边境需要五至六天时间。因此,我最快也要到四月十四日才能进入缅甸境内。再到仰光,可能还需要一至两天的时间。因此,请大使先生将这一情况转告吴努总理和尼赫鲁总理,请他们原谅。”

    当天晚上,吴拉茂大使将周总理的意思报告了缅甸的吴努总理。

    四月四日,吴拉茂大使再次拜见周总理,并带来了吴努总理给周恩来的信函。

    吴努总理信函的内容如下:

    尊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阁下:

    我抱憾地从吴拉茂大使那里获悉,你最近因为急性阑尾炎而动手术。鉴于你目前的健康状况,我决不建议你沿陆路从昆明到畹町。

    一九四〇年,我自己曾经走过那条路。因此我知道,在你目前的健康情况下,这一旅程对你将会如何疲惫。所以,我请求你和你的一行人,在十三日而不是十四日直飞仰光,如果这是可能的话。

    这就会使你在踏上去雅加达的另一段疲劳的旅程之前,在仰光有点好好的休息。万隆的会议本身,也将是一个很累人的会议。因此,我请求你在会议以前,在仰光有点好好的休息。至于边境的会晤,你和我在这里会面时,可以把它安排在你完全恢复健康以后的一个方便的时间。

    信函末尾有吴努总理的签字,时间是:一九五五年四月四日。

    吴努总理的信函,事实上是要求周恩来总理乘飞机抵达仰光,而不是经陆路,并且要求抵达的时间是四月十三日。

    陈主任也看见了这封信函。他心里更坚定了让周总理乘飞机去仰光的想法。

    外人不可能知道的是,就在随后的几天里,陈主任凭借手中的权力,在暗中给外交部、民航总局和空军司令部,都施加了巨大的压力,要求他们必须按时完成任务,并且严格保密。

    旁观而言,从一九五五年二月十日,周恩来总理正式复电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告诉他,中国政府决定参加亚非会议的那一天起,至四月四日这一天为止,无论是外交部,还是周总理和陈主任,从未考虑过让中国政府代表团,经香港乘“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前往雅加达参加亚非会议。因此,也就不存在什么周恩来总理“临时”改变行程的问题。

    但是,中国外交部又确实通过中国驻印度大使馆,从印度国际航空公司包租了“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并且特别声明是政府包机,用于参加在雅加达召开的亚非会议。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豪华,有八十一个座位的飞机。

    比较奇怪的是,从那时一直到今天,从来没有人问一句:中国政府为什么要包租这架飞机?

    事实上,台湾保密局的所有情报人员,也正是被这架飞机迷惑住了。他们都相信这是一架政府包机,乘坐这架飞机的,一定是周恩来率领的中共代表团。

    时至今日,冷静而言,这架属于印度国际航空公司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正是陈主任制定的“星辰”计划里的一个核心因素。没有这个核心因素,“星辰”计划就无法实施,至少得不到有效实施。

    所以,综合以上情况,更合理的猜测是,周恩来总理是知道“星辰”计划的。这个计划甚至是经他批准的。也许对他来说,陈主任就是“星辰”计划的执行人。

    但是,再精确的计划也有难以避免的意外。陈主任和“向部”都没有想到,他们精心制定的“星辰”计划,却因为外交部的一个严重疏失,造成震惊中外的悲剧。

    “外卖部”呀“外卖部”,让人对你说什么好呀!

    后面的故事,容在下慢慢叙述吧。

    正如陈主任发给杜自远的密电里所指示的一样,此时,“星辰”计划已经启动。只是没有人察觉,甚至没有人知道罢了。

    即使是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黄佐竹和香港鸿亚公司总经理冯顿,也不知道有一个“星辰”计划,并且已经悄然启动。他们只知道,杜自远正在执行一项重要任务。他们两人都接到国内的指示,必须尽全力配合杜自远的工作。

    所以,这三个人每天夜里都要聚在杜自远在潮海大厦房间的里屋,按照杜自远的要求,分析和研究台湾情报机构在香港的组织情况和人员分布情况。

    大体而言,台湾情报机构在香港的组织和人员,可以分为三种情况。

    第一、是货真价实的情报组织以及这些组织在各处的据点或联络点。例如,保密局香港特别情报站,站长关锦州。其下属的据点则包括界限街41号、窝打老道的怡和公司,以及炮仗街的“资料组”,等等,约有数十处之多。此外,台湾的国家安全局、中二组、中六组等等,也在香港设有情报机构,只是都不如保密局香港情报站的力量大,人员多。

    第二、是台湾情报机构在香港掌控的一些外围组织。例如某些工会、商会、媒体,还有各种各样的同学会、互助会等等。名目繁多,花样百出,数不胜数。

    第三、则是人员。其中一类是专职情报人员,驻守在一些据点或联络站里。还有一类是以合法职业为掩护的情报人员。正是这后一类人员让远在北京的陈主任深为震惊。正是前面说过的一句话,表面上管理香港各行各业的是港英政府,其实却是台湾的特务机构在暗中控制。

    杜自远正是根据以上情况,特别关注的只有两部分人,一是货真价实的情报机构里的专职情报人员,二是潜藏于香港政府各系统重要岗位上的台湾特务,如香港的各级政府、法院、警察、媒体,以及在比较大的社会组织中潜藏的台湾特务。

    杜自远心里最清楚,“星辰”计划要对付的,主要就是这两部分人。

    杜自远每天夜里和黄佐竹、冯顿分析研究的,也是这两部分人。一是看他们与其上级情报组织的隶属关系,二是看他们所处的职业岗位。

    杜自远等三个人研究确定后,这些人的名单就会交给外屋的楚伯林,以及冯顿手下的几个人。他们就会安排自己的人,对名单上的人进行监视和跟踪。

    杜自远给他们的任务非常明确,就是秘密跟踪和监视,记录他们的一举一动。

    这一天夜里,当他们把新的一份名单交给楚伯林后,三个人都稍稍松了一口气。

    这时,黄佐竹就利用这个机会询问冯顿的生意进展情况。

    他说:“老冯,于志道的船,什么时候可以开始运输业务?”

    冯顿抽着烟,点着头向他说:“快了。他的‘蜀川’号只是简单维修,各种手续也快办好了,大概这几天就可以起航了。”

    这时,黄佐竹就从自己的皮包里取出几页纸,递到冯顿的手里,“老冯,这是国内刚刚送来的货单,你看一看吧。”

    冯顿接过这个货单一看,自己也啧起了嘴。他明白,这个货单一定是国内经济建设最急需的东西。这个急需,甚至已经到了急不可耐的地步了。

    货单中总计有以下物资:设备(精加工机床、输电设备等)、纺织机器(包括毛条、纱线等)、金属器具(有色金属制品、工具、刃具等)、研磨料(金刚砂、砂纸、腐蚀剂等)、化工产品、染料,等等。

    以上这个清单,看着是不长,其实却是包罗万象的。其中仅精加工一项,就有数十种之多。无论是采购还是运输,都要费一番周折的。

    冯顿掂着这份货单,为难地说:“老黄,这些物资,可不是短时间就能解决的。”

    黄佐竹点着头说:“我知道,我知道。但这些都是国内急需,你尽快想办法吧。”

    冯顿想了一下说:“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那个于志道,怕他跟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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