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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自远心中颤栗地想到绝密的“星辰”计划。那次秘密飞行，就是“星辰”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个“星辰”计划，也是他心里的痛呀！
一九五五年四月十一日的中午，杜自远送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黄佐竹登上的，不是这种飞机，而是另一架更豪华也更气派，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生产的l…749a型客机。他眼睁睁地看着黄佐竹沉稳地登上飞机。杜自远从他的脸上看出来，他是知道此去凶多吉少的。但是，他却脸上带着微笑，向站在飞机下的杜自远挥手。
那个时候，黄佐竹的妻子已经怀孕六个月了。他临行前对他妻子说的最后一句话是：“要革命就会有牺牲。你要多多保重自己。”黄佐竹因“克什米尔公主号”的爆炸而牺牲。和他同乘这架飞机的，还有其他十名同志。
这个时候，当杜自远和秦东海乘坐的军用运输机，轰鸣着从唐山机场腾空而起时，悠悠往事，像云雾一样淹没了杜自远，让他心中颤抖，难以抑止。
那是一九五五年的二月底，“郑远山案”意外以“失败”告终。杜自远为此郁闷和苦恼，几乎难以自拔。就在这个时候，他接到“向部”的电报，只有四个字：“原地待命！”
一连十几天，他再也没接到“向部”的进一步指示。他只能在香港等待。
在这段时间里，他和楚伯林，与冯顿一起，着手整理台湾各情报系统在香港的详细情况。冯顿对这些情况原来就有一些积累，再加上这一次的详细调查，他几乎掌握了台湾特务的所有情况，包括详细的地址和名单，以及他们隶属的情报机构。
杜自远看着这些地址和名单，心里确实有些吃惊。他没想到，台湾特务已经渗透到香港的各个层面。在香港政府里，在警察、监狱、司法系统里，一直到学校和教会，还有许多公司或社会团体里，都有台湾特务。几乎可以这么说，表面上统治香港的是港英总督府，但实际控制香港的，却是台湾的特务机构。
不久，杜自远通过秘密信使，将这份详细的名单和地址送回北京。
只过了三天，杜自远接到“向部”发来的密电，命令他立刻返回北京。电文是：“你速回京。”杜自远明白，这是叫他独自回京。楚伯林等人，还要继续在香港等待。
就在杜自远抵京的这一天，他参加了唯一一次涉及“星辰”计划的绝密会议。
会议地点就在“向部”的办公室里。参加会议的只有三个人：杜自远、“向部”，和办公室设在中南海里面的陈主任。
会议并不长。陈主任一如既往地用严厉的眼神瞪着杜自远。
杜自远心中恐惧，很担心因为“郑远山案”的失败，他会在这次会议上受到追究。但是，“向部”和陈主任，却一句也未提到“郑远山案”。
陈主任从他的皮包里抽出一份文件，扔到杜自远面前，说：“这是你送回来的！”
杜自远一看，正是他三天前送回北京的密件，其中全部都是台湾特务机关设在香港的机构、据点和人员名单。
他低声说：“是。”心里却非常疑惑。
陈主任仍然瞪着他，严厉地说：“国民党特务，在香港有那么大的力量，我们今后的工作怎么开展！这个问题你想过没有！你想怎么办！怎么解决！”
杜自远目瞪口呆。潜伏在香港的台湾特务，根本不在他的工作范围之内。陈主任却因此责怪他，仿佛是他造成了这么严重的恶果。
但他不敢回答，更不敢反驳，只能默默地坐着，表情僵硬地看着他。
办公室里很安静。窗外的阳光灿烂地照耀着，但杜自远的心里，却是一片灰暗。
陈主任继续斥责说：“总有一天，香港我们是要收回的！但是，香港有那么多的国民党特务，始终和我们捣乱，我们能顺利收回吗！收回以后，我们能够安稳吗！你想没想过这些问题！”
杜自远的心里，更加苦恼了。他仍然不敢说话。
“向部”终于动了一下。他先拍了拍陈主任的手臂，似乎是示意他不要急躁。
之后，他缓缓转向杜自远，轻声说：“自远同志，香港，几乎完全被台湾特务所把持，这个问题非常严重。正如陈主任说的，香港迟早有一天，我们是要收回的。但那是以后的事。但是现在，它几乎是我们唯一的出口和进口。现在这种情况，对我们非常不利。所以，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可能解决起来不容易，但我们一定要逐步采取措施，逐步在香港壮大我们的力量，压缩台湾特务的活动空间。”
杜自远后来才知道，“向部”最后那两句话，其实就是“星辰”计划的核心。
在这样两位高层面前，其实没有杜自远说话的余地。他只能听着。
“向部”继续说：“现在有了一个机会。所以，陈主任制定了一个计划，名为‘星辰’计划。这个计划仅限我们三个人知道，由你具体执行。”
他说完，用尖锐的目光盯着杜自远。他显然要确认，杜自远是否领会了他的意思。之后，他就向陈主任点了点头。
陈主任从自己的皮包里取出一份卷宗，隔着“向部”推过来，说：“你看看吧！”
杜自远小心地拿起卷宗。卷宗的封面上，只用铅笔写着两个草字：“星辰”。
卷宗上没有制定时间，没有批准文号，没有密级，更没有说明。只有那两个让人触目惊心的铅笔草字：“星辰”。
杜自远隐约感觉，这样的卷宗可能更有份量。
他慢慢打开卷宗，心里更加吃惊。这个卷宗里的文件如此之短，它其实只有两页纸，并且是手写的。它显然出于陈主任的手笔。
四百三十三、 密谋（）
这份文件的标题是四个字：“星辰计划”。杜自远逐字逐句地细看。他是具体执行人，就必须记住其中的要点。但是，当他看完这个计划时，心里却充满了恐惧和疑问。他抬起头，用恐惧和疑问的目光看着陈主任。
陈主任则用严厉的目光瞪着他，沉默片刻，终于说：“不许提问！”他从杜自远手里拿回卷宗，冷冷地说：“你执行吧！”
这次秘密会议，只有三个人参加的绝密会议，就这样结束了。
其实，在台北，与“星辰”计划有关的另一个秘密会议，也在进行着。
一九五五年二月二十七日，香港情报站站长关锦州，接到保密局本部发来的密电，内容是：“郑已抵台，速返台汇报。”
关锦州和陈荫堂看见这封电报，都惊得目瞪口呆。这个郑远山究竟有多大的本事，他竟然能独自一人逃出香港，并且，几乎就是自己飞到了台湾！他们都在心里揣测，这次行动失败，他们可能都要受到严厉的追究。但所幸郑远山已经到了台湾，这一点让他们略略地心安。
他们先乘飞机绕道曼谷，然后再到台北。当天下午，他们被立刻送到保密局大楼位于顶层的秘密会议室里。
他们一进会议室，就感觉到会议室里的气氛十分严肃。
主持会议的不是保密局局长毛人凤，而是国家安全局局长郑介民。参加会议的人，除了毛人凤外，还有国防部二厅副厅长徐人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六组主任陈建中、中央委员会第二组副主任张炎元（主任是郑介民）、司法行政部调查局局长季源溥。此外，坐在桌尾的，还有保密局副局长、办公厅主任潘其武。在这个会议桌旁，层级最低的潘其武，也是中将军衔。
关锦州和陈荫堂进了会议室，怀着谨慎和不安，按照潘其武的手势，在他身边坐下。他们心里猜测，今天的会议，一定和郑远山有关，甚至可能要对他们清算。
郑介民看着桌边的人，说：“人凤兄，人已经来齐了，你先说吧。”
毛人凤点点头。他先捂着嘴咳嗽两声。最近一段时间，他的身体一直不太好，肺里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了。但今天的会议实在重要，他必须来参加。
他说：“锦州，还有荫堂。今天的会议只有两个议题。第一个议题，是关于‘一号’行动。锦州，你把这个行动的起源介绍一下。
关锦州心里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只要不是关于“郑远山案”，他就放心多了。
他上身前倾，双手放在桌面上，恭敬地说：“是，我汇报一下。今年一月，我们得到情报，今年的四月六日到十日，将要在印度的新德里召开亚洲国家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缅甸、锡兰、大陆中国、埃及、印度、日本、约旦、朝鲜、黎巴嫩、蒙古、尼泊尔、巴基斯坦、叙利亚、苏联、越南等十五个国家。我们得到情报，中共派出的代表团由郭沫若率领。他们要从香港乘飞机去印度。所以，我们觉得这是一个机会。郭沫若是知名人士，又是政府高官。如果我们采取果断行动，并且取得成功，一定会产生很大的政治影响。我们因此提出了这个‘一号’行动的建议。”
毛人凤接过他的话尾，平静地说：“各位，这是以前的计划。但是，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我得到最新情报，今年的四月十八日，将要在印尼的雅加达召开一次亚非会议。中共的周恩来将要率领代表团出席这次会议。他们也是从香港乘坐飞机，直飞雅加达。我考虑，这是一个比郭沫若更加重要的目标。如果我们的行动成功，它在世界上的影响和震动将不可估量！”
他说到这里，眼睛里闪出锐光，环顾着桌边的高官们。
桌边的高官们，也在眼睛里闪出异样的光芒，并且互相点着头。
郑介民不动声色，冷静地说：“人凤兄，怎么确定中共的周恩来，一定会在香港乘飞机？他们就没有其他途径吗？”
毛人凤盯了郑介民一眼。他心里实在不屑于回答这个问题。
一九四六年，戴老板因飞机失事去世后，郑介民曾经一度担任保密局局长。他和郑介民之间为了争夺对保密局的控制权，曾经斗得你死我活。因为有蒋委员长的支持，也因为有蒋夫人的支持，最终是他取得胜利，当上了保密局局长。也最终将郑介民挤出了保密局。
但是，现在的情况不同了。郑介民现在是国家安全局的局长，统管台湾所有的情报机构。最主要的是，现在郑介民的背后有经国先生支持。他不能不顾及到这一点。想到这里，他伸手向潘其武点了一下，示意由他来回答。
潘其武看清毛局长的手势，轻咳一声，立刻说：“报告郑局长，情报非常准确。另外，我们也做了认真的分析。主要有这么几个情况。第一，大陆到目前为止，只有一条通往国外的国际航线，是北京至苏联伊尔库茨克航线。这个伊尔库茨克位于中西伯利亚南部，贝加尔湖以西。中共的周恩来要从这里出国去雅加达，简直是南辕北辙，我们相信，这是不可能的。此外，他们再没有其他的国际航线了。他们要去印尼，只能经过香港。”
郑介民问：“那么，怎么知道他们要在香港乘飞机呢，难道不能走海路吗？”
潘其武立刻说：“郑局长，我们判断，中共代表团走海路的可能性非常小。因为走海路的时间很长，大约需要六到七天的时间才能到达印尼。所以，第二，我们最近得到进一步的情报，中共方面已经在印度的国际航空公司包租了一架飞机。包租协议上确定的是：‘政府包机’。另外，协议中还确定，这架飞机从香港起飞的时间，是四月十一日中午十二点左右。”
旁观并且冷静地说，不仅这些精明透顶的情报高官，还包括后来的许多研究这段历史的研究人员，都没有注意到这个“起飞时间”。亚非会议的召开时间是四月十八日，飞机从香港起飞的时间却是四月十一日。几乎可以说，任何一国的政府代表团都不会这么早抵达会议地点。
再一次旁观并且冷静地说，这个“起飞时间”，其实也是“星辰”计划的一个薄弱点。陈主任为此也犹豫了很长时间。但在后来的执行过程中，让他大为意外的是，竟然没有任何人注意到这个“起飞时间”。
此时，郑介民听到潘其武的这些介绍，也点了点头。但他是一个极其谨慎的人，思考问题也极其缜密。他又问：“有关这个飞机的情况，你们调查过吗？我们，能做到……一次成功吗？”他谨慎地选择词句。
潘其武看了看对面的毛局长，小心地说：“毛局长当初也提到这个问题，要求我们采取谨慎细致的措施。为了保证行动成功，我们也对这架飞机做了研究。首先，我们调查了印度国际航空公司，这是印度最大的两家航空公司之一。一九五三年，印度政府为了实现航空国有化，一共收购了八家私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