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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抗战首先在冷口打响。3月4日，承德弃守当天，日军混成第14旅的米山先遣队就占领了冷口。受命前往冷口接防的第32军商震部急调其第139师于6日反攻，收复冷口，并乘胜追出口外15公里，拒敌于肖家营子、马道沟一线，冷口初战告捷。
3月6日以后，日军调集两个师团、两个独立旅团的兵力，在空军配合下，向古北口以东长城各隘口轮番进攻。蒋介石为缓和舆论，急调13个军30多个师的兵力沿长城线布防。第29军受命防守喜峰口至罗文峪一线，经几日苦战，遏止了日军攻势；11日夜，前敌总指挥赵登禹乘大雪，亲率部队袭击敌后炮兵阵地，用大刀砍杀日军数百人，从此，第29军大刀队威名四扬。
3月9日，日军混成第14旅一部追击溃退的万福麟部到达喜峰口。10日，刚刚赶到喜峰口接防的中国第29军张自忠师与进攻喜峰口西侧阵地的日军展开了激烈的拉锯战。日军首次遇到劲敌，遂以一部确保喜峰口，主力集中在长城北侧待机。11日夜，第29军乘日军疲惫、疏于戒备之机，派出4个团偷袭日军成功，重创日军。这是日军发动热河作战以来的首次受挫，关东军司令官武滕信义火速调兵增援，并将作战重点转向罗文峪，企图从侧后攻击喜峰口以西的中国守军阵地。
3月16日拂晓，日军3000余人企图趁中国守军不备之机，夺取罗文峪之三岔口高地。第29军暂编第2师刘汝明部，负责扼守这一带要隘。刘汝明命1个团跑步绕出黄崖口，截击日军，将其击退。17至18日，日军对罗文峪、山渣峪等阵地连续发动两次大规模的进攻，中国守军同日军展开肉搏战，“拔刀冲入敌阵，砍杀无算”，将快活林、三岔口、古山子、马道沟之敌完全肃清，罗文峪北5公里以内已无敌踪。由500壮士组成大刀队于夜间潜登日军阵地，砍毙大量日军，大刀队亦多数壮烈牺牲，仅生还20多人。喜峰口、罗文峪阻击战的胜利，振奋了全国人心，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7个昼夜，日军多次强攻，伤亡达3000多人，终未得逞，不得不暂时后撤。喜峰口一役使日本国内大哗，日本各报刊登了这一惨败的消息，称此役“使日本皇军遭到奇耻大辱。”最恼怒的当属关东军司令武藤信义大将。他在给长城前线指挥官坂本中将电报中训斥道：“喜峰口一役，丧尽皇军威名！”
在进攻喜峰口的同时，3月11日，日军第8师及骑兵第3旅向长城古北口发动了强大攻势。防守古北口正面的东北军第112师未尽力抵抗即放弃了第一线阵地，日军迅速占领古北关口，并乘胜向守军第17军第25师关麟征部右翼龙门峪阵地包围。师长关麟征指挥第75旅主力将敌击退，并恢复了联系。但是，由于第25师是2月下旬匆匆由江南徐淮北调，集中甫毕，即仓卒应战。除迫击炮外，山野炮全无，仅以4个步兵团的兵力，独当优势精锐之敌，激战3昼夜伤亡极大。中国军队伤亡达4000多人，日军为此也付出了2000人伤亡的代价。日军也称此役为“激战中的激战”。不得不撤出古北口，于12日退守南天门，与日军形成对峙状态。
到3月底以后，长城抗战的形势开始逆转。3月27日，日本关东军发布第491号命令，决定军主力重新转向积极作战，越过长城线，向滦东地区进攻。根据这一计划，日军将主力集中冷口方向。在长城六大口中，冷口居于长城的凹部，它关系着滦河中下游中国军队各防地的安危。假若日军占据了冷口，既可以威胁滦东中国守军的侧翼，又将陷冷口以西各口中国守军于腹背受敌的境地。中国商震部黄光华师也与日军拼死血战，夺回被日军占领的关口阵地。日军占领长城各隘口的目地未能达到。3月27日，武藤信义下达向滦东地区进攻的命令后，占领义院口的日军混成第33旅团协同新增加的第6师团一部兵力，首先于4月1日向滦东发起进攻，先后攻占了石门寨和海阳镇。守军何柱国部退守秦皇岛。4月11日日军攻占冷口、建昌营和迁安后，滦河以西守军的侧背受到威胁。为避免腹背受敌，宋哲元第29军、商震第32军、何柱国第57军和第53军之杨正治部，只得撤到滦河西岸，沿滦河布防。第6师团展开追击，先后攻占滦东的卢龙、抚宁、昌黎各县。滦河以东、长城以南全部被日军占领。
进犯冷口的日军是第6师主力，另有混成旅第14旅和第33旅各一部配合，总计兵力达3万人左右。中国冷口守军仅有第32军之第139师，与优势日军相比，兵力悬殊，且战线过长，分兵把口。4月9日，阵地被突破，全军退至滦河右岸，冷口及附近各关口全部失陷。由于冷口失陷，使喜峰口腹背受敌，第29军被迫放弃喜峰口，奉命向滦西撤退。4月21日，日军第8师又向南天门发动进攻，中国第17军所属3个师，轮番上阵抵抗，经8昼夜血战，守军始撤出阵地，南天门遂告失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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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各关口交火（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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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天门中国守军
４月初，日军占领滦东后，再次向长城各口发起强攻。经月余浴血战斗，４月１１日，由于冷口守军伤亡过大，冷口弃守；冷口的失守，使喜峰口守军腹背受敌，29日奉命撤退；从日军撤出滦东后，在古北口争取行动。４月20日深夜，日军开始猛攻古北口以南的南天门中国军队防线，守军黄杰第二师等轮番上阵抵御，与日军血战八昼夜，至26日夜，日军以伤亡５000人的代价迫使守军后撤６00米，守军也有３000多将士伤亡。古北口方向战斗尤为激烈，担任阻击任务的第17军3个师交替上阵，浴血奋战，坚守两个月，到5月中旬，终因伤亡过重，撤出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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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订《塘沽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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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塘沽举行的华北停战会议。中方代表自右到左为：徐燕谋、钱宗泽、熊斌和李择一
当前线战斗最激烈的时候，中日间在北平的秘密谈判也到了关键时刻。为了使日军答应停战，何应钦命令何柱国、王以哲、万福麟等军撤到宁河、宝坻之线，宋哲元部撤到三河、平谷以东地区。这样，日军第6师团在滦西的进攻如同旅行，未遇到中国军队的任何抵抗。
这时，新成立的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黄郛到达北平，派出密使与日方人员谈判。黄郛连夜与日方代表达成协议，决定中日双方在顺义、通县、香河、宝坻、宁河、芦台一线全线停火。正在与日军交战的傅作义军只好遵令停止战斗，向后撤退。日军先后占领冀东的丰润、迁安、遵化、唐山、玉田、蓟县、三河、香河、平谷、密云、怀柔等县市。这时日军从南、东、北三个方向对北平形成威逼态势。至此，历经近3个月的长城战役的战火逐渐平息下来。
5月25日，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派军使徐燕谋至密云向日军求和，双方停止军事行动。31日，双方代表在塘沽签订了使中国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在事实上承认了日本占领东北三省和热河，并把冀东置于日伪势力范围之内。广大爱国军民所进行的长城抗战，终因国民党政府采取妥协退让的方针而导致失败。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即不愿战，又不能不战；想和又不能和，继续贯彻“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和“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投降外交。日本侵略者由于在长城沿线受到出乎意料的顽强抵抗，损失惨重；国内发动对华全面战争的准备和国际环境都还不成熟，继续执行“以战促变”、“武力逼和”的方针，以图达到“屈服华北当局”，“促使华中华南分裂”的目的。因此，当长城线上两军激烈战斗时，南京政府与日本侵略者在暗处进行着讨价还价的“交涉”。5月26日，北平军分会派去的参谋徐燕谋与日本第8师团长西义一面洽停战，日方除原提出的4项条件外，又增加“随时派飞巩侦察，及用其他方法，以视察中国军之撤退状况。中国方面，对此狈予以保护及一切之便利”的条件。何应钦表示接受，并于5月3l日通令各部队：
一、对阵地工事之构筑，即日停止工作；
二、凡第一线之突出部队，均撤回预定之线内；
三、对敌飞机停止射击。
显然，“交涉”的结果是守卫长城的爱国将士被出卖，长城防线被步步放弃。
5月30日，北平军分会派中将总参议熊斌等与日本关东军副参谋长、陆军少将冈村宁次等在塘沽谈判停战条件。5月31日上午11时10分签字，产生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其内容如下：
一、中国军一律迅速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地区，尔后不再越过该线，不行一切挑战扰乱之行为。
二、日本军为证实第一项实行之情形，随时用飞机或其他方法，以行视察，中国方面应行保护，并予以便利。
三、日本军证实中国军业已遵守第一项规定时，不再超越上述中国军的撤退线进行追击，并自动回到大致长城之线。
四、长城线以南，第一项协定之线以北及以东地区内之治安维持，由中国警察机关任之。上述警察机关，不可用刺激日本感情之武力团体。
五、本协定签字盖章后，即生效力。
这个协定实际上默认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三省和热河省的合法性，并承认冀东为“非武装区”，中国不能在那里驻扎军队，而日本可以在那里自由行动。这样，整个华北门户洞开，处在日军的武装监视和支配之下，日军随时可以进占平津和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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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首战榆关
山海关日军进入山海关在山海关的中国军队 “榆关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继“九。一八事变”之后，为实现其野心勃勃的“大陆政策”，进而侵占我华北地区的前奏，也是我国军队在长城线上抗击日寇入侵打响的第一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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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抗战第一枪（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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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关
“榆关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继“九。一八事变”之后，为实现其野心勃勃的“大陆政策”，进而侵占我华北地区的前奏，也是我国军队在长城线上抗击日寇入侵打响的第一枪。
榆关，明朝徐达建关时，就称山海关，是以往对山海关的别称。山海关位于燕山山脉及万里长城的东端，枕山襟海，地势险要，扼辽、冀咽喉，战略地位极为重要。
根据不平等的《辛丑条约》规定，日本及英、美等11个国家在天津至山海关间的各要点上均驻有军队。“九。一八”事变后，山海关、秦皇岛驻有日军守备队200余人，山海关以东至锦州间，沿北宁铁路沿线驻有日关东军第8师团的第4旅团和骑兵第3旅团一部及炮兵第8联队，另外配属有关东飞行队的第1中队、铁甲列车3列和坦克10余辆，兵力共约4000人。
1932年11～12月，日本关东军就积极调动兵力，在皇姑屯至山海关的各车站分驻重兵，并派第8师团开抵锦州。同时，旅顺日本津田第2舰队，又派驱逐舰10余艘分驻山海关、秦皇岛的海域。到12月底，日本进攻山海关的陆海空军已集结完毕，只待可乘之机了。
东北沦陷之后，张学良为加强山海关地区的防御力量，任命独立步兵第9旅旅长何柱国为临永警备司令，统领该旅及独立步兵第12旅、骑兵第3旅和工兵、山炮兵各1个营，分驻于临榆、抚宁、昌黎、卢龙、迁安等地。部署于山海关的部队为第9旅第626团的2个营。辖区包括临榆、抚宁、昌黎、卢龙、迁安5县和都山（今青龙）区域。辖区内除何柱国第9旅外，还有独立步兵第20旅、骑兵第3旅和炮兵第7旅的1个营，工兵第7营也由何柱国指挥。这些军队，分布在西起滦河，北至长城各口，南到沿海的防区。
正当敌我双方积极部署，剑拔弩张，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际，日本突然发动了炮击山海关的事件，遂成为“榆关事变”的序幕。
1932年12月8日，锦州日本第8师团1列铁甲车，以追击义勇军为名，开到山海关站东端长城缺口，突然向城内发炮38发。炮声隆隆全城惊骇。9日早晨6点，日机两架在关内低空盘旋，铁甲车仍停在车站示威。日本海军母舰1艘、驱逐舰2艘开抵秦皇岛。晚7时许，3000名日军进入那道台坟阵地，向中国军队开枪射击。
10日晨，日军仍在山海关北面东罗城外的威远城一线构筑工事。炮击事件发生后，日方反诬中国军队开枪射击，又说城内藏匿义勇军。恶人先告状，日本致电日内瓦国际联盟，竟提出3项无理要求：
1。事出误会，由中国军事当局用书面向日军道歉；
2。满洲国警察有驻扎榆关之权；
3。驻榆关之日本守备队行动，当地中国军队予以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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