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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大多减少40％以上，但是上级的转移支付并不能弥补所有缺口，导致县乡财政困境加剧，义务教育投入锐减。税费改革对于减轻农民负担的效果也并不显著，2001年，税费改革暂缓进行。
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三农”问题被提出来以后，专家、学者就积极建言献策，政府也不断出台各项政策，下达各种文件，提出了诸如高效农业、科技兴农、公司加农户、撤乡弃镇、机构调整、税费改革、村民自治等措施。这些措施不能说是没有效果，只是其收效甚微，有时成本甚至超过收益，一些具体的措施还会遇到数不清的繁缛困难，困难之大，有时足以让措施无功而返。
“三农”问题本身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综合性问题，许多问题之间都相互联系，彼此派生，互为因果。解决“三农”问题如果就现状而论现状，东一锤子西一榔头，其结果是按下葫芦浮起瓢，治标不治本。“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认为，农村存在的复杂问题，是典型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有中国特色的“三农”问题，不能表面化就事论事，只有出台综合性治理政策才有可能解决问题。另有学者也指出，对于如此严重的、全局性的农村危机，需要一揽子解决计划，需要一步到位，直接抵达大本大源。
在复杂事物发展过程中，看问题要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这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道理。要解决中国“三农”问题，必须抓住“三农”问题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中国“三农”的一个最基本特征就是农民数量与资源禀赋之间的矛盾突出。人口多，人均资源少，尤其是人均耕地面积小，人地关系高度紧张是中国最基本的国情，也是“三农”问题的主要矛盾。中国农村有人口9亿之多，有劳动能力的人至少有5。5亿之多，每年还新增劳动力1000多万，而据测算中国的土地最多只需要1亿多农业劳动力就足够了，所以中国农村存在着4亿多剩余劳动力。以人口增长速度和提供的劳动机会计算，至少在40年后，中国还依然面临着劳动力过剩的问题。众多的劳动力在农村内部无法消化，只能向城镇转移，而城镇（市）化也是许多发达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必经的阶段。
第一部分 第47节：国脉（22）
综合中国“三农”问题的主要矛盾和“三农”问题产生的原因，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是：“站在全国、全球范围内，以市场化改革为导向，发挥国家、政府的主导作用，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利用各种途径减少农业人口数量、转移农村过剩人口、实现农民非农化。——国内立足国情，国际寻找优势；劳动力自由化，土地资本化；国家解放农民，支持农民，农民发挥自我主体功能；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加快城镇化建设步伐，实现农民非农化。——这是破解三农问题的大方向。”《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马泽文，《经济界》，2003年02期。
农村人口向城市有序转移是中国稳定发展的关键，而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生活质量是一把打开中国通向稳定繁荣之门的钥匙。“增加农民收入——农民购买力增强——城市经济发展、就业机会增多——农民转移加快（实现有序转移）——农民收入增加，这样的结果是城乡良性互动、共同稳定发展。”《“三农”问题不会导致中国崩溃》，李昌平，中国学术引擎网，80075/xingzhengguanli/200807/24？174944。shtml。
问题的是非曲直早已清楚明了，作出正确的结论似乎也并不需要多少高深的道理，关键是需要拿出面对问题和付诸行动的勇气。
2002年，中共十六大第一次提出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2003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点和难点都在农村，要把“三农”工作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要求对农业实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五个统筹”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五个统筹”发展思想。的科学发展观，其中排在首位的就是要求“统筹城乡发展”。
2003年前后，中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和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为支持农村建设创造了重要的物质、技术基础；广大农民迫切要求改变农村面貌，全党全社会关心农业、关注农村、关爱农民的良好氛围已经形成，这为“三农”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和社会条件。
2004年1月，一度中断了17年之久的关于农业的中央“一号文件”“一号文件”指中共中央每年发的第一份文件，该文件在国家全年工作
中具有纲领性和指导性的地位。在农村改革初期，从1982—1986年，中央连续5
年每年发布一个一号文件，曾对调动农民积极性、解放农村生产力发挥了巨大的
促进作用，给中国农村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发布，“一号文件”提出逐步降低农业税税率，当年农业税税率总体降低一个百分点。2004年3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十届人大二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宣布“五年内取消农业税”；同时在2004年，中央还提出了乡镇机构、财政体制、农村义务教育等领域三项“配套改革”计划。
在中央一号文件的引领下，2004年中国农业得到了全面复苏。农民人均纯收入2936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比上年增长6。8％，是1997年以来增长最高的年份。粮食生产扭转了1999年以后连续5年下降的局面，总产量达到9390亿斤，比上年增产776亿斤，是新中国成立55年来的第五个高产年，也是粮食增产最多的一年。2004年农业成为整个国民经济中最引人注目的亮点，这一年成为中国“三农”问题的重要转折之年。
2005年1月，中央关心、支持“三农”的“一号文件”在春节之前就和农民见面。这给全国农民一个明确的信息：去年已经实行的好政策不变，已经给农民的实惠不减，支持的力度还要加大。如此以便于农民抓住农时，尽早安排来年的生产和经营。2005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十届人大三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有29次提到了“三农”问题，篇幅之大比重之高，是以往政府工作报告中所不见的。
第一部分 第48节：国脉（23）
在2005年，中国农民人均纯收入3255元，比上年增长6。2％，农民收入增长多年低速徘徊的局面得以改变。
2005年底，国家又出台了两项具有战略性意义的惠农政策。财政部宣布从2006年开始全部免除西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杂费，2007年扩大到中部和东部地区。这一惠及百姓的举措实施后，全国农村中小学每年可取消学杂费达150亿元，分摊到每名中、小学生身上，分别为180元和140元。
在2005年即将结束的时候，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时刻来临，12月29日下午3点04分，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高票通过决议：自2006年1月1日起废止《农业税条例》。
农业税，这个中国历史上最长寿的税种之一，无论是李自成“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还是“薄赋役、均田亩”的太平天国，农业税法常常对一个王朝的兴衰存亡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到了2006年，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2600年的“皇粮国税”走进了博物馆，这是一桩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举措。尽管当时农业税平均到每个人头上每年仅30元，但它却牵动着中国9亿多农民的神经。农业税只占全国财政税收总额的百分之一，彻底废止农业税，对国家财政的影响微乎其微，而对农民来说，却是意义重大。取消农业税的最大意义不是“减轻农民负担”，而是归还广大农民平等的公民权利。学者秦晖指出，农业税不是个人所得税（没有起征点），不是营业税（不区分生产的盈利性），不是资产税（土地不是农民的私产），而是一种典型的“身份性贡赋”。取消了农业税，农民的公民权利将会有存量式的增长。
2006年春节，许多农民家庭都贴上了这样的对联：上联，开天辟地头一回；下联，种田不交农业税；横批，普天同庆。
国家减免农业税之举让河北省灵寿县青廉村农民王三妮按捺不住感恩戴德之心。他用了近一年时间铸成一尊重达252公斤的青铜大鼎，取名为“告别田赋鼎”，并以长达五百多字的铭文记录这一重大历史变革和表达农民们的感激之情。“告别田赋鼎”上有这样一句话：“这真正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农民的慈爱之心”。
农民的负担在逐步减轻，农民的收入在不断增加，农民的好日子在步步高升。而中央的惠农政策还在继续出台。从2006到2009年，中央又连续四年发布农业“一号文件”，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三农”。
特别是在2006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号召。在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总要求是：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这五句话二十个字，勾画出了现代化农村的美好图景，其中既包括发展农村生产力，又包括调整完善农村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给未来中国农村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如果说解放之初的土地改革使得农民成为土地的主人，20世纪70年代末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破除了传统体制的束缚，那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则是让更多的公共服务深入农村、惠及三农；如果说以往的农村变革着力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那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则立足于实现9亿农民的小康梦想。
2006年中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达到7。4％。2007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达到9。5％，这是自1997年以来增幅最高的一年。
从2004年到2009年，在这5年中，中国农村经济、社会领域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革。这一时期普遍被认为是1978年以来中国农业、农村发展的第二个“黄金时期”。学者马晓河认为，自1978年以来，中国农业、农村发展遇到两次“黄金时期”，一次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农业、农村通过内部制度创新，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获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另一次就是在2005年前后，这次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通过一系列的外部制度创新，去推进农业、农村经济发展。这一阶段是向“三农”投入最多、改革力度最大、取得效果最好的时期。国家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创新，去推进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华人经济学家张五常不由感叹，“中国农民五千年来没有这么好过”。
第一部分 第49节：国脉（24）
“辛辛苦苦三百天，洒尽汗水责任田；亩产千斤收成好，年终结算亏本钱。”这是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种田能手李开明2000年春节贴的对联，当时他曾去找乡党委书记李昌平，说2000年打死也不种田了。而五年后的2005年，李开明竟吟出“千年等一回，种田不收税”的诗句来表达他对国家“三农”政策的欣喜之情。李昌平当初所治理的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2000年种一亩地可能要赔200元，而2005年种一亩地纯收入就有500多元；2000年农民外出打工如“洪水”，曾被视为“枷锁”而长久抛弃的责任田，又变成了“金疙瘩”；2000年棋盘乡吃税费的干部超过340人，而在2005年减少到了145人，每年减少财政包袱300万元
纵观一些工业化国家发展的历程，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普遍性的趋向；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从2004年到2009年，中国在发展战略及政策思路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即从在农业中提取积累转向工业反哺农业。从总体上看，中国已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这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创造了有利条件。
虽然涉及城乡二元结构的户籍制度还没有实质性的改变，但已经出现了松动的迹象。江西、江苏、福建等省开始取消城乡户籍差别，实施城乡保障一体化的制度。截止到2006年底，全国共有12个省市、自治区先后取消了二元户口划分，在这12个省市区统称为居民户口；2007年，公安部也开始抓紧《户口法》的立法调研工作；2008年，有关部门为户籍制度改革确定了大方向，将按照居住地进行登记，深圳等一些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