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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
王爷们认为要依靠北京城的旗人，这么多旗人里头怎么可能没有愿意为朝廷效力的爷们呢？一部分王公贵族就把这个想法给实践了。
袁世凯的情报系统很快就得到了上到满清王公，下到普通旗人的全面检举揭发。袁大头很能沉得住气，直到满清王爷们准备夺权的努力到了顶点的时候，“也就是说，钱花出去了，人也找到了，口头上达成协议。但是拿到钱的旗人根本没有任何人真心愿意卖命，眼看着这次武装行动就要无疾而终。”
警察们立刻根据掌握的情况对这些人来了一次大抓捕，良弼、毓朗、溥伟、载涛、载泽、铁良等人被“请到”警察局总部，事实证据在面前一摆，良弼、铁良还算是硬骨头，他们冷笑一声再也不吭声。其他的王爷被分开一审问，只是随便捆了捆，吊了吊，抽了几耳光。辣椒水、老虎凳、烙铁、夹棍这些手段还没上，王爷们全部竹筒倒豆子般的招供了。
厚厚的几摞供词被袁世凯拿到裕隆太后面前，袁世凯等人鼻涕一把泪一把的要求太后做主。裕隆太后一个年轻小媳妇，哪里知道该怎么办。听了袁世凯的哭诉之后，太后也被吓哭了。王爷造反失败，这本来就是杀头的罪。太后自然不肯让这帮王爷被杀头。问题是这帮人不被杀头，袁世凯只怕就要在紫禁城杀裕隆太后和宣统小皇帝的头。
哭哭啼啼的裕隆太后哪里知道该怎么解决眼前的问题。最后还是袁世凯建议，“王爷们这纯粹是钱多了闹得。干脆以太后的名义建立一家皇家银行，把王爷家的钱给存进银行。账目由太后保管，王爷家按人头每月供应月钱。这钱拿来放债还能有利息。”
裕隆太后根本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一个处置，在袁世凯等人的逼迫下被迫同意。
太后的诏书一发，早就经过严格挑选的北洋军和警察们手持诏书冲进了各个王府，对各大王府进行了大抄家。抄家行动的背后总指挥是杨度，这个北洋新进干将各种手段施用了一遍。王爷家眷们被分开带走，手下的仆人被严刑拷打。这次拷打可就没有那么客气了，这些精挑细选出来的抄家队抱持着“只要结果，不管代价”的宗旨，从帐房到小厮，每人先来二十棍杀威棒，接着就开始逼问钱财到底藏到了哪里。杨度从“某些途径”得到了指点，北洋军有野战电话，手摇发电机很快就派上了用场。电击效果不错，很多人招了。
对于那些不肯屈服在电击之下的硬骨头，杨度也只好用传统的辣椒水、老虎凳、烙铁、夹棍进行伺候。如果还有过于忠诚的，竹签钉手指，或者在这些忠奴眼前残酷折磨他们的家人。
即便如此，恭王府里头的帐房真是个硬骨头，死活不肯吐露财产。不得已，杨度只好命人让这位帐房见识了一个场面，恭亲王全家男人都扒光，在各种水刑里头过了一遍。在窒息的痛苦与绝望中，恭亲王大骂帐房，要他赶紧交出所有账目。已经皮开肉绽血肉模糊的帐房对这样的主家完全绝望，自己咬舌自杀了。
帐房的选择很聪明，北洋是不会把这种刑讯给泄漏出去的。不管招还是不招，王爷们的下人里头管事的，都被以“马匪肆虐期间，盗窃家主，勾结马匪”的罪名统统处死。
这是陈克给袁世凯出的计策，北洋需要钱，大量的钱。在北京这帮王爷有钱，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抢了两次都没抢光这群王爷。王府的招供固然是情报的获取渠道之一。
袁世凯联络了山西票号，以北洋政府保证山西票号在各地权益为条件，加上王府的招供，把王爷们在票号里头的资产基本上理清，控制在自己手中。
除了这两路，陈克还提供了金属探测器。这玩意科技含量很有限，不过是电磁线圈对金属的感应而已。关键是这个理论概念在1909年还没有提出。袁世凯原本对这玩意将信将疑，直到陈克提供的样机展现出相当的效果之后，他才用一大批电报线向陈克交换了好大一批金属探测器。手持长杆探测器的北洋军对王府以及获取的库藏情报进行了彻底的检查，接连发现了好些个黄金白银匿藏地。
自此一役，王府的财产被剥夺一空，袁世凯以北洋的交通银行为背景，开设了一个“皇家银行户头”，查抄的财产六成归入银行，四成落入了袁世凯自己的户头。而各王府的账册，则恭恭敬敬的交给了裕隆太后保管。
在这个过程中，袁世凯兑现了对陈克的承诺，王府中超出的大批书籍文献，放到了专门的库房里头封存起来严加看守。做以后国家大图书馆以及国家资料馆的重要资料。
落地凤凰不如鸡，先是失去了权位，接着失去了钱财。而裕隆太后在袁世凯的忽悠下又下了一道诏书，“旗人可自谋生路。”同时取消了八旗的“铁杆庄稼”。
八旗制度早就名存实亡，唯一维系的就是旗丁的“粮米银钱”供给。这“铁杆庄稼”一被取消，旗人制度再也没有维持下去的基础。北京的旗人纷纷仓皇出逃，或者跑去天津，或者往关外跑。曾经是旗人大本营的北京，除了被监禁在空荡荡的王府之内的王爷们，京城旗人所剩无几。
经历了这场打击之后，满清再也没有丝毫的翻身可能。各地督抚在1909年6月开始宣布支“立宪，维新，联省自治”。
1909年7月1日，人民党以江西巡抚吴熏“是保皇党，是满清的死硬走狗”为理由，兵出江西。
同样在1909年7月，湖北再次爆发洪水。这次人民党政府带领群众全力救灾。
到了8月中旬，人民党攻克江西与湖北全境，湖北灾情也已经结束。
1909年9月1日，袁世凯宣布了各省“维持名单”，原先的各省督抚成为“任期三年的各省过渡领导人”。而各省自行按照满清估算的人口数量，按照每十万人选一人的比例派遣代表到北京召开“立宪会议”。
袁世凯邀请人民党控制的四省同样派代表前来参加会议。人民党表示“绝不以正式代表的身份参加满清的任何正式会议。但是人民党将派遣观察员参与本次立宪会议。”
1909年10月5日，第一次全国立宪会议正式在北京召开。
莫道前路无知己五十二争夺与重组（四）
“最近有些同志拿出来个经验，叫莴笋叶养蚕胜过桑叶养蚕。满篇里头云山雾罩，神乎其神。而且就我看，被当作莴笋叶养蚕效果极好的理由居然是，这是陈主席推荐的方法，那就是好啊就是好。”说到这里，陈克的语气已经有些尖酸刻薄起来。
“我提出莴笋叶养蚕的时候可能没说清，我小时候养蚕是个生物家庭作业。那时候我住的地方没有桑树，榆树叶蚕不吃。后来是听人介绍说，蚕也吃莴笋叶，我实验之后确定没错，蚕宝宝吃得挺欢，而且也能正常的吐丝结茧。现在在根据地里头，咱们缺乏桑树，刚种下的小桑树你得让它茁壮成长，大家都接受过植物学的基本知识教育，把小桑树的树叶摘光了，桑树是要死的。摘一批树叶，小桑树长不快。可是咱们现在需要出口生丝换取购买机器设备的钱，所以我才建议用大规模种植莴笋的办法来弥补桑树不足的问题。莴笋叶替代桑叶是为了解决问题，而不是让大家给我歌功颂德的！”
凤台县组织部的几名干部们一个个黑着脸听陈克批评，没人敢吭声。伴随着根据地猛烈扩大，人民党的干部缺口问题也更猛烈的爆发出来。党员干部队伍里头一度认为根据地会全力提拔大批的干部到地方上工作。可陈克主席不仅没有这么做，反倒是开始强化干部培训。在新扩大的根据地里头，哪怕在各地维持军管，单纯的维持现状，也没有全面铺开建设。
在根据地建设中表现出色的干部不是没有，经组织部选定，挑选出了近千名各级优秀干部。经陈克主席选定了五百多人。这些同志调到新开辟的地盘上去工作。新干部们纷纷接替了这些干部在老根据地中让出来的位置。可经过几个月的工作，问题就浮现出来了。特别是凤台县老根据地好大一批“莴笋叶养蚕胜过桑叶养蚕”的报告递上来，一直在各地视察、安排工作的陈克是高度重视此事，专门赶回凤台县处理此事。
“同志们，我们制定政策是为了解决问题。没桑树，只能上莴笋。莴笋收割的时候，蚕宝宝天天吃莴笋叶，部队、机关，天天吃莴笋。就我所知，同志们一连好多天莴笋不改样，这也不是多心甘情愿啊。在平原地区还能通过这种强制手段解决问题，在山区种莴笋就很糟糕。没有适合的土地，更没有那么多人吃这莴笋。比较起来肯定是种桑树更加合适。若是这种方法在整个根据地推广开来，这是要闹哪一出呢？”
有组织部的干部说道：“陈主席，这不也是个讨论么”
“讨论当然是可以的，但是论据不能是陈主席说。陈主席还说要实事求是呢，这会儿怎么就听不到说这个了？”陈克用疾风骤雨一般的语气直接反驳了回去。
组织部的年轻干部们一个个阴沉着脸不吭声了。他们想说些什么，可大家知道这么说肯定是伤了和气。
瞅着这群人，陈克实在是感到无奈。怪不得解放战争中党以那么强大的能力，以及那么多忠诚可靠的干部，依旧在解放后遇到了不少问题。解放战争期间，伴随着地盘的猛烈扩大，原有的干部们根本不够。大批并不合格的干部进入了革命队伍里头来，可是弄出一堆破事。
现在根据地有经验的“老干部”都充实到第一线基层去了，陈克一度认为留在后方的干部们能按照以前定下的规则把工作干好，让在最艰苦的第一线基层工作的同志能没有后顾之忧，事实证明陈克实在是太理想化了。
组织部的干部们不太敢说出的理由陈克大概能猜出来，不就是怕批评教育的时候伤了面子么？而且这事情还牵扯到“陈主席”，万一有人拿着鸡毛当令箭，用“大不敬”当借口反驳，组织部现在都一群年轻干部，他们真的不好说话。
这就是所谓的“官僚作风”吧？陈克很怀疑的想到。此时陈克才算是明白什么叫“精锐尽出，后院起火。”稍微平息了一下情绪，陈克说道：“让这帮同志做个自我批评，另外，我想问问，党委都去干什么了？这么个结论是党委集体讨论出来的么？还是有些人一拍脑袋给我想出来的？”
说完这些，陈克也觉得很是丧气。其实这该归纪检委管，可纪检委里头也充斥了一群年轻同志，而且把这件事挑出来的还是纪检委的同志。
“这还是劳动的少！”陈克抛下这句话，就让组织部的同志赶紧去办事。
陈克本来还是一肚子气，但是很快就恢复了一定的冷静。这还是劳动少，特别是社会劳动少。资本主义国家怎么比满清强大的，说白了就是人均参与社会劳动的总量比中国多。资本主义摧毁了封建时候，原本被约束在封建领主之下的那些劳动力进入了更加广阔的社会之中。封建领主和地主们转化成了资本家之后，也得介入更多的社会劳动当中去。
资本主义制度是“不管人，不信神”。完全通过量化的资本血淋淋的厮杀，决定谁是胜利者，谁是失败者。不管个人意愿到底是怎么样的，如果不能对社会，对科学有足够的认识，竞争就会失败。若这些干部是蚕业资本家，打死他们也不会认为“莴笋叶养蚕胜过桑叶养蚕”。因为这在竞争中是注定要失败的。
“实事求是”在人民党里头天天讲，年年讲。这绝对不能说没有说过，但是想让干部们能睁开眼睛面对现实，现在看还是讲的不够。社会主义制度要战胜资本主义制度，真的是艰巨无比的工作。干部的选拔与培训，组织的完善，这是要花极大力气的事情。
整顿绝对不是这么简单的，这必须是一个系统化的工作。按耐住在凤台县猛烈整顿的冲动，陈克启程前往安庆参加与洋鬼子的商业谈判去了。
自打根据地与外国鬼子形成了“保持现状”的默契之后，人民党就开始与洋人做生意。根据地能做的大宗买卖不多，主要是生丝、茶叶、猪鬃、卷烟。随着贸易线的恢复，安庆又成了热闹的商埠。由于人民党与洋鬼子达成了默契，人民党夺取芜湖之后，根据地的大宗商品沿水路走巢湖，接着沿江而下，直抵芜湖进行贸易。
贸易收入看似不少，但是与人民党进口相比，就显得极为不够。无论是武汉领事团，还是上海领事团，在中国是第一次见到明确提出“在贸易平衡基础上扩大贸易额度”的中国领导人。陈克明确向外国领事团和商团表示，人民党没有搞贸易盈余的打算。当然，也没有大借外债的胆量。人民党愿意与外国共同推动大宗原材料换取机械设备的贸易模式。
这么开明的地方领导人实在是让洋鬼子吃了一惊，当然，他们也看不起陈克这个叛军头子，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