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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下圣坛的周恩来-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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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仅有的一次例外。
    当我们也把这件事丢在了脑后时,没想到,凌晨3点钟总理突然停止了工作,命令
我们立刻发通知,把外交部、中央办公厅、北京市电力局等部门的负责人都叫来开会,
一刻也不许耽搁。
    这些部门的领导人在急促的电话铃声和总理办公室的紧急通知声中,纷纷爬出热被
窝,冷水擦脸,仍然哈欠不断,全身难受地赶来西花厅。王炳南还以为国际上发生了什
么大事,刚问半句,总理已经严肃责问:“中南海怀仁堂的电力都没有保证,这个问题
到底出在哪个环节上?”
    大家面面相觑,这才明白深夜惊梦的原因。
    总理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地追查原因,一个人一个人地追究责任,根据责任大小作出
不同的批评,并一道研究杜绝此类事件重新发生的措施。
    记得追到亚洲司司长陈家康时,总理问:“你是亚洲司司长,这个事你怎么解释?”
    当时会场气氛一直很严肃。印度在亚洲、总理问亚洲司司长不能说没理由。但陈家
康又能承担什么责任啊!他说:“总理啊,我们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哪。亚洲司管与印
度的关系,可管不了电灯啊。”
    一句话说得总理笑了,大家也都跟着笑了,气氛才缓和下来。总理看看大家,又不
无几分得意地看看窗外;窗外的天空已经发亮了。
    “你们没少打哈欠,知道吗?我有意在这个时候把你们找来。”总理惩戒性地用指
头在空中敲敲,像敲打那些缺少睡眠的脑壳:“是要让你们印象深一些。你们是从被窝
里爬出来的吧?”
    这一来,大家不由得都笑起来;有的苦笑,有的捧腹大笑,一夜的疲劳全消失了,
留在脑子里的只剩下总理不乏严肃的笑容和对这次事件的深刻教训。
 

八、六个办公室 

 
 
    国内国外许多有名有影响的人都著文说:“无疑,周恩来是这个世界上工作最忙,
工作最多的一个人。”
    跟随总理几十年,我最强烈的感受也是这一点。工作忙主要体现着他的奉献精神,
而工作做得多,则不但体现了奉献精神,同时也体现出他过人的聪明才智。
    总理忘我工作的文章人们写过很多很多,我不想重复。我只想讲讲总理的“六个办
公室”。不要误会这“六个办公室”是西花厅、人大会堂、钓鱼台、新6所等等不同地
点都有总理办公的地方。我要讲的六个办公室,是我们身边工作人员根据总理的生活及
工作规律,自己总结出的六个“办公室”。
    被我们称为总理的“第一办公室”的,是厕所。建国后叫得文明些,是卫生间。
    总理的生活规律:睡觉醒来,第一件事就是上厕所。他是两眼一睁就开始工作的人,
所以厕所就成了他的第一办公室。就我所见,早在1940年,从我调到他身边开始,就发
现是这样。
    那时在重庆,没有坐式马桶,“第一办公室”的条件很简陋。我们在房东的菜园子
里,距住房10米左右搭个小棚子,在棚子下挖个地坑,再垫两块蹲坑时脚踏的砖,这就
是“第一办公室”的全部建筑和设施了。周恩来起床后,抓起报纸和临睡前准备待办的
文件就直奔厕所,也就是第一办公室。他在坑上一蹲好,开始解手也就开始了办公。
    总理解手时间比较长,不像有人能3分钟“解决战斗”。总理快则半小时,慢则一
个多小时,这么长的时间若不办公,一生将损失多少?所以他进厕所时总要带很多报纸
和文件。在“第一办公室”里办公的时间长短,取决于解手时间长短;同样的,解手时
间长短,有时也取决于公事办完投办完。
    有些人把上厕所叫去1号,而我们这些人,特别是部队和机关里一些同志,把上厕
所叫作“办公事”。典故就出在周思来这里。
    周恩来在解手时办公事,也是有个顺序:先处理那些急件急电,然后看报纸。有时
边看报纸还要边听秘书及工作人员的汇报,并同时作出各种指示。一般看完报纸或没看
完报纸,解手就已经完成了。偶尔报纸看完了,解手还没“完全彻底”,那就按轻重缓
急继续批阅文件。
    记得我刚调周思来身边任警卫时,由于同时来了不少人,所以他并没直接同我个别
谈话,就由延安出发了。到重庆后,我去“第一办公室”报告事情,才作了个别谈话。
    “你是叫何树英吧?”
    “是的,周副主席。”
    “原来在哪个部队?”
    “385旅。”
    “噢,你是四方面军的。”
    我有些不自在。四方面军出了个张国焘,搞得我们都好象比别人差了点什么。
    周恩来像是看出我的心思,笑着说:“四方面军就是张国焘不好,广大指战员还是
好的么,中央是信任的。张国焘这个人不会打仗,又指挥得很具体,连营一级都要去插
手。”周恩来讲到这里摇摇头,然后对我说:“欢迎你到我这里工作。”
    他没有因为我是四方面军出来的而不信任,留我在身边,不久又提我担任他的副官,
建国后又先后任他的机要秘书和卫士长。
    进城后,“第一办公室”的条件得到改善。过去蹲坑式,周恩来办完公事,站起来
半天迈不了步,腿蹲麻了。进城后改为坐式马桶,坐时间长了虽然还会腿麻,毕竟比蹲
着要舒服省力,办公效率也提高很多。
    由于夺得了政权,周恩来必须总理整个国家,所以进城后比战争年代不但不轻松,
反而更忙了。需要在“第一办公室”里处理的事情也比过去复杂,比过去多。
    总理如果是凌晨3点上床,那么7点多便起床了。当然,并非总能这样规律地睡眠,
睡眠问题后面专门谈;他起床后,带报纸、文件、大参考直奔“第一办公室”,在厕所
马桶上一坐,一天的工作便开始了。
    我们秘书都十分重视这一小时左右的办公时间。一年之计在于春,一天之计在于晨
么。为这一小时的办公时间,我们秘书都是预先有准备和协商的。
    首先,我们秘书将各自负责的急件拿出来,“争夺市场”,谁先送谁后送,要争一
争,排排顺序。往往是那些立即需要批办的电报放在前面。这么大的国家,总理只要睡
下3、4小时,就会发生一些急事要办,何况还有国际风云,瞬息万变;何况地球是圆的,
我们是黑夜,那半个球正是白天;战争、谈判、大选、政变、地震、水灾、空难、车祸,
没有一分钟清闲。这一切都连着总理的“第一办公室”,要在坐马桶之时就加以处理和
决策。
    总理前脚进“第一办公室”,我们后脚便跟入,环立他左右,将急电、急件、急需
批转的报告,按轻重和事先协商的顺序呈递上去。总理这时处于高度兴奋状态,他的办
公效率是超人而又惊人的,但凡见过总理办公的人,无论你自己本身也是怎样的超群,
怎样的出类拔萃,都不得不拜服在总理之下,叹为观止。
    我们常说;总理有3个脑子同时工作,彼此通气又决不紊乱。世人可能难以置信,
但有条件者可以随便问总理哪个秘书;他们无不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
    具体些说,总理是同时进行三项工作。他的眼睛在看电报、文件,并且不时在上面
作出批示;他的耳朵同时在听我们的汇报,这个汇报往往与他批阅的文电毫无关系,因
为有些电话请示及我们总结出的问题是常需口头汇报的,该汇报而没汇报就要挨批评;
在我们汇报的同时,总理还会不时将自己夜里考虑好的一些重要决定及指示,口述给另
外一个秘书。我不知多少次见他手里批阅着外交部的急件,耳朵里听着财经方面的请示
汇报,嘴里交待着国防军事上的指示。三方面的工作可能风马牛不相及,但总理样样记
得牢,批得明,说得准;条条件件分清楚,彼此不紊乱,事事有着落。
    对此,有人不相信,我并不责怪。是难以置信,但又千真万确是事实。且不说听的
人难相信,就是工作在总理身边的人,那些初来不久的秘书,开始都曾惊疑这样的办公,
以为总理正在批阅文件肯定记不住自己的汇报,或以为总理三心二用,跟别人交待工作
肯定对自己的文件批阅不清。往往是经过多次实践证明,经过时间和事实的考验,才终
于惊呼一声:“服了服了,总理真是神人啊!”
    现在国家档案馆里有数不清的总理墨迹,其中的急电急件,大量的是在“第一办公
室”里批阅,你可以从前查到后,再从后查到前,看有哪件批得不清?看有哪个错字或
是使用不当的标点符号总理没有改正过来?总理一生严格、细致、谨慎。举个批阅文件
的例子:
    总理阅读文件,除逐一圈点外,当看完一页时,必要将这一页掀起;以此页末行压
在下页首行之上,看完上页右下角末一个字,再看下页首行左角第一个字,这样来保证
两页连接处不会多字缺字。
    我搞的文件曾多出字来,军事秘书王亚志、郭英会等同志缺漏过字,问题都出在两
页连接处,被总理在边听汇报,边交待工作的紧张状态中,同时批阅文件而同时发现改
正。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成普同志,给新来的同志介绍情况时,有几句话每次都要讲,
所以大家都记住了,并在实际中很快得到证实:你们不要从一般常识出发去想总理、看
待总理,他有个特殊的脑筋,不可思议的能力;他有惊人的记忆力,非凡的洞察力,无
比机敏快速的反应力和严密的逻辑思维能力,;所有这些能力可以同时在几个方面充分
发挥,表现出来就是工作的高效率、条理层次明晰,互不紊乱,件件周密、细致、精确。
我们全加起来也赶不上他……
    我们报批的文电及汇报,一般是外交和军事排在前,这两个方面突发性事件多,急
情况多,而农林系统一般靠后,除非发生了灾情。有重大灾情就要首先报。
    记得有次汇报,负责农业的秘书对负责外交的秘书打招呼:“喂,你快点啊。今天
国务会议上,总理听农林口汇报,基本情况我得先报给他。”
    等进了“第一办公室”,外交和军事方面的秘书很快完事,留时间给农业秘书汇报。
可农业秘书有些犹豫,因为总理正在批阅文电,并且不时交待机要秘书发电,口述电文。
等在农业秘书后面的还有负责文教体育的秘书,见农业秘书犹豫,就想先汇报。农业秘
书知道总理永远是忙,等是不行的,只好汇报了。
    也难怪农业秘书犹豫,那时是计划经济,他汇报有一连串的数字,比如粮食、棉花、
油料等等的产量数字,征购数字,已完成数字,分配数字等等。在这种情况下汇报总理
怎么可能记得住呢?
    让人目瞪口呆的是,到了国务会议上,总理听汇报,居然给汇报者纠正了一个念错
的数字2而且在问答中,一涉及数字,那位副部长就得重新翻材料,而总理就很不耐烦
地帮他说出准确数字。事后这位副部长说:“我们没法跟总理比。那么多数字,我们只
能记到纸上,总理全能记在心里。”我说:“你还不知道呢,总理就是早晨听了一次汇
报就全记住了。”
    我没多说。我要是说总理听汇报记数字时,手里还在批阅文件,他肯定不相信。还
会错误地以为总理不重视他们的工作呢。
    当然,全国报来的文电和情况每天多似海,不可能全叫总理看,全向总理汇报,首
先要经过我们秘书的筛选过滤,有选择地呈送,有选择地汇报。
    有次国务会议结束后,一位副总理问周思来有关黄河水利的问题:“总理,这个文
件我们报上去了,不知您有什么意见和指示?”
    总理马上摇摇头,肯定地说:“这个文件我没见到,也没听秘书讲过。”
    他找来有关秘书李岩,果然,是被李秘书筛选下去了,没报总理。但凡报上来的,
总理都是“过目不忘,过耳不丢。”此后,为避免筛选出差错影响工作,我们改变了作
法。就是对筛下来的文件报告,得空时便向总理唠叨几句。不要小瞧这几句唠叨,总理
听过就不会忘,万一哪位负责人向总理问及这件事,总理就不会不知道。
    由于“第一办公室”的特殊环境,便难为了陈浩、杨纯她们这些女秘书。她们不便
进,有了急件只能求我们男秘书代劳往里送。如果可能,她们也把那些十分紧急的电报
预先送进“第一办公室”,等总理起床后,进了卫生间就能及时发现处理。那种特别重
要的电报,收到就要马上送总理,如果总理已经进了“第一办公室”,就只能喊人,请
我们往里递,一刻不能耽误,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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