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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年复一年，伊于胡底。耗银之多，由于贩烟之盛。贩烟之盛，由于食烟之众。实力查禁，宜加重罪名。”上韪其言，特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粤查办。明年，截获趸船烟土二万八百八十馀箱，焚之。时定禁烟章程，凡开设窑口及烟馆，与兴贩吸食，无论华洋，均拟极刑。
咸丰七年，闽浙总督王懿德等，始有军需紧要，暂时从权，量予抽捐之请。朝旨允行。八年，与法定约。向来洋药不准通商，现稍宽其禁，听商贸易。每百斤纳税银三十两，只在口销售，离口即属中国货物，准华商运往内地，法商不得护送。嗣与各国定约皆如之。九年，上以洋药未定税前，地方官多有私收情弊，现既议定税章，自应一律遵办。上海为各商荟萃之区，尤宜及早奉行，不得以多报少，藉肥私囊。两江总督何桂清请减轻洋药税，下廷议。寻议：“洋药税则，各省关均照办，江苏何得独异？所徵税银，每三月报解，不准留支。至洋药釐捐，与关税有别，原定银二十两，毋庸再加十两，惟不得以洋税抵作釐捐。”允之。云贵总督张亮基言滇省向无洋药，上命先将所产土药分别徵收税釐，不得以洋药混土药。
十一年，上海新行洋药税章程，而普鲁斯领事密迪乐以洋商既定进口税，重徵华商，有碍洋商贸易。上曰：“洋商进口，华商出口，两税各不相碍。”不允其请。时税务司赫德言：“洋药抽税，今昔情形不同，收税愈重，则走漏愈甚。”上以其言可采，下所司酌议施行。
光绪初元，广东招商包收洋药捐，年认交四十二万元，五年限满，每年递增二万元。二年，与英定约，洋药入口，由官稽查，封存栈房或趸船，俟售卖时，照则纳税；并令购者输纳例税，以防偷漏：其数由各省酌定。六年，广东新商接办洋药捐，年认交九十万元，仍五年为限。
七年，大学士左宗棠言：“禁食鸦片，宜先增税。洋药百斤，拟徵税釐百五十两。土药价低，准依洋药推算。”上命将军、督抚及海关监督各就情形妥议以闻。寻直隶总督李鸿章言：“洋药既难骤禁，只可先加税釐。烟价增，则吸者渐减，未始非徐禁示罚之意。惟釐税太重，恐偷漏愈多，亦须通盘筹计。查洋药由印度先到香港，然后分运各口，奸商即于该港私相授受。检阅贸易总册，同治十三年至光绪四年，到港洋药，每年八万四千至九万六千馀箱，运销各口有税者，只六万五千至七万一千馀箱。五年到港十万七千馀箱，运销各口有税者，只八万六千馀箱，年计私销二万数千箱。加捐易办，偷漏难防。拟于洋药每百正税三十两外，加徵八十两，统计釐税百一十两。土药不论价之高下，每百徵四十两。”帝用其议。又以洋药来自英商，命出使大臣曾纪泽与英确商。至九年，始如前议定约，并在进口时输纳。
十年，定不分洋土药，给华商行坐部票例。其行票每限十斤，斤捐银二钱，经过关卡，另纳税釐。无票，货没官。其行店坐票，无论资本大小，年捐二十两，换票一次。无票不得售卖。十一年，定洋药入口，由官验明封存，俟每箱百斤，完纳正税三十两、釐金八十两，方允出运。十三年，与葡定议，在澳门协助中国徵收运往各口之洋药税釐，一如英香港办法。
二十八年，定洋药税釐并徵，仍照现行约章，嗣后应以釐金作为加税。又定英商莫啡鸦之禁。其为医药用者，进口仍照则纳税，俟领海关专单，方准起岸，违者没官。是年裁浙江洋药釐金局，归海关釐税并徵。三十二年，德宗锐意图强，命限十年将洋药一律革除净尽。又以鸦片为生民之害，禁吸尤必禁种，为清源办法，务令递年减种，统限十年将洋土药尽绝根株。是年开广西巡抚柯逢时缺，赏侍郎衔，督办各省土药统税，设总局于湖北，各省并设分局。逾年，以洋土两药税釐为岁入钜款，既严行禁断，应预筹的款以资抵补。初定莫啡鸦进口每两徵税三两，至是以既准医药需用，减轻照百货例，值百徵五。
宣统二年，度支部奏言：“各省土药减收，业将浙江、福建、江苏、安徽、山东、山西土药统税分局先后裁撤。其两湖、陕、甘、两粤，略有收数，自应及时收束。惟税局之应否裁撤，以有无税项为断，而统税之应否停徵，以有无产土为衡。”于是分遣司员，派赴各省调查。明年，又奏言：“现在拟裁土药统税分局，尚未据各省议定办法，派员接收。而洋药进口，已与英定约，税釐并徵，每百两增收二百五十两，土药亦须同时比例加税。查土药价值不及洋药三分之二。以徵为禁，税则无妨略重，即照洋药税推算，定土药百斤加徵二百三十两。凡未禁运及本产本销地方，即按新章徵收。”从之。时与英议定，禁烟递减，已满三年，如于未满之七年期内，土药禁绝，则洋药亦禁进口。以洋药加税实行，停止各项捐收。
会计顺治初，既除明季三饷，南服诸省尚未底定，岁入本少，而频年用兵，经营四方，供亿不赀，岁出尤钜。至九年，海宇粗定，岁入则地丁等款徵银二千一百二十六万两有奇，盐课徵银二百一十二万两有奇，关税等银一百馀万两，米、麦、豆之徵本色者五百六十二万石有奇。岁出则诸路兵饷需千三百馀万两，王公官俸各费需二百馀万两，各省留支驿站等款三百馀万两。其后兵饷增至二千四百万两，地丁亦至二千五百馀万两。
康熙之初，三籓叛逆，岁入地丁等款，自二千六百馀万减至二千一百馀万。二十一年，三籓削平，岁入地丁等银复至二千六百三十四万两有奇，盐课银亦至二百七十六万两有奇，关税等银二百馀万两，米、麦、豆之徵本色者为六百三十四万石有奇。雍正初年，整理度支，收入颇增。
至乾隆三十一年，岁入地丁为二千九百九十一万两有奇，耗羡为三百万两有奇，盐课为五百七十四万两有奇，关税为五百四十馀万两有奇，芦课、鱼课为十四万两有奇，茶课为七万两有奇，落地、杂税为八十五万两有奇，契税为十九万两有奇，牙、当等税为十六万两有奇，矿课有定额者八万两有奇，常例捐输三百馀万，是为岁入四千数百馀万之大数，而外销之生息、摊捐诸款不与焉。
岁出为满、汉兵饷一千七百馀万两，王公百官俸九十馀万两，外籓王公俸十二万两有奇，文职养廉三百四十七万两有奇，武职养廉八十万两有奇，京官各衙门公费饭食十四万两有奇，内务府、工部、太常寺、光禄寺、理籓院祭祀、宾客备用银五十六万两，采办颜料、木、铜、布银十二万两有奇，织造银十四万两有奇，宝泉、宝源局工料银十万两有奇，京师各衙门胥役工食银八万两有奇，京师官牧马牛羊象刍秣银八万两有奇，东河、南河岁修银三百八十馀万两，各省留支驿站、祭祀、仪宪、官俸役食、科场廪膳等银六百馀万两，岁不全支，更定漕船岁约需银一百二十万两，是为岁出三千数百馀万之大数，而宗室年俸津贴、漕运旗丁诸费之无定额者，各省之外销者不与焉。
自是至道光之季，军需、河工、赈务、赔款之用，及历次事例之开，盐商等报效修河工料之摊徵，凡为不时之入与供不时之出者，为数均钜。然例定之岁入岁出，仍守乾隆之旧。是以乾隆五十六年，岁入银四千三百五十九万两，岁出银三千一百七十七万两。嘉庆十七年，岁入银四千十三万两，岁出银三千五百十万两。道光二十二年，岁入银三千七百十四万两，岁出银三千一百五十万两，均有奇。咸丰初年，粤匪骤起，捻、回继之，国用大绌。迄于同治，岁入之项，转以釐金洋税大宗，岁出之项，又以善后筹防为钜款。
光绪五年八月，翰林院侍读王先谦奏：“旧入之款，如地丁杂税、盐务杂款等，共四千万，今止入二千七八百万。新入之款，如洋税一千二百万，盐釐三百万。旧出款，如兵饷、河工、京饷、各省留支四千万，今止支二千四五百万。新有出款，如西征、津防两军约一千万，各省防军约一千万。”
十七年，户部奏更定岁出岁入，以光绪七年一年岁出入详细册底为据。言：“臣部为钱粮总汇之区，从前出入均有定额。入款不过地丁、关税、盐课、耗羡数端，出款不过京饷、兵饷、存留、协拨数事，最为简括。乃自军兴以来，出入难依定制。入款如扣成、减平、提解、退回等项，皆系入自出款之中。出款如拨补、筹还、移解、留备等项，又皆出归入款之内。汇核良非易易。此次所办册籍，以地丁、杂赋、地租、粮折、漕折、漕项、耗羡、盐课、常税、生息等十项为常例徵收，以釐金、洋税、新关税、按粮津贴等四项为新增徵收，以续完、捐输、完缴、节扣等四项为本年收款。除去蠲缓未完各数，通计实入共收银八千二百三十四万九千一百九十八两，是为银收。以陵寝供应、交进银、祭祀、仪宪、俸食、科场、饷乾、驿站、廪膳、赏恤、修缮、河工、采办、办漕、织造、公廉、杂支等十七项为常例开支，以营勇饷需、关局、洋款、还借息款等四项为新增开支，以补发旧欠，豫行支给两项为补支豫支，以批解在京各衙门银两一项为批解支款。除去欠发未报各数，通计实出共支银七千八百十七万一千四百五十一两，是为银支。原奏并及钱收、粮收、钱支、粮支，实为明覈。今按十七年岁入岁出之籍，入项为地丁二千三百六十六万六千九百一十一两，杂赋二百八十一万有一百四十四两，租息十四万一千六百七十二两，粮折四百二十六万二千九百二十八两，耗羡三百万四千八百八十七两，盐课七百四十二万七千六百有五两，常税二百五十五万八千四百一十两，釐金一千六百三十一万六千八百二十一两，洋税一千八百二十万六千七百七十七两，节扣二百九十六万四千九百四十四两，续完七百十二万八千七百四十四两，捐缴一百八十七万五千五百七十六两，均有奇。统为岁入八千九百六十八万四千八百两有奇。出项为陵寝供应等款十三万五百五十九两，交进十八万两，祭祀三十三万六千七百三十三两，仪宪七万四千八百七十九两，俸食三百八十四万一千四百二十四两，科场十万五千二百七十两，饷乾二千三十五万六千一百五十九两，驿站一百七十三万四千七百有九两，廪膳十一万二千有二十九两，赏恤五十二万五千二百十六两，修缮二百二十万九千七百四十八两，采办四百有三万三千九百有三两，织造一百有三万四千九百十五两，公廉四百五十七万五千七百八十三两，杂支三十万三千二百七十八两，勇饷一千八百二十六万八千三百十三两，关局经费三百十四万四千六百十六两，洋款三百八十六万一千五十一两，补支一千二百七十七万五千五百二十五两，豫支一百七十四万二千七十三两，解京各衙门饭食经费各项支款三百四十七万二千五百三十三两。统为岁出七千九百三十五万五千二百四十一两。”
再三年为甲午，朝鲜役起，军用浩繁，息借洋款、商款。及和议既定，又借俄、法、英、德之款付日本赔款，增摊各省关银一千二百万两，益以汇丰、克萨、华商各款本息，及新增宋庆等军饷，共八百万。盖岁出之增于前者二千万。迨于庚子，复酿兵祸。辛丑约成，遂有四万五千万之钜，派之各省者一千八百万两有奇。二十九年，以练新军，复摊各省练兵经费，而各省以创练新军，办巡警教育，又有就地自筹之款。奉天一省警费至三百馀万两。湖北一省拨提地丁钱价充学费者六十万两。捐例停于二十七年，以练兵复开，至三十二年复停。
庚子以后新增之徵收者，大端为粮捐，如按粮加捐、规复徵收丁漕钱价、规复差徭、加收耗羡之类；盐捐如盐斤加价、盐引加课、土盐加税、行盐口捐之类；官捐如官员报效、酌提丁漕盈馀、酌提优缺盈馀之类；加釐加税如菸酒土药之加釐税、百货税之改统捐、税契加徵之类；杂捐如彩票捐、房铺捐、渔户捐、乐户捐之类；节省如裁节绿营俸饷、节省河工经费、核扣驿站经费、节省各署局经费之类；实业如铁路、电局、邮政收入，及银行、银铜元局、官办工厂商局馀利之类。出款自赔款、练兵费、学、警、司法诸费外，各官署新增费亦为大端。
宣统二年，度支部奏试办宣统三年预算，岁入为类八：曰田赋，经常四千六百十六万四千七百有九两，临时一百九十三万六千六百三十六两，皆有奇。曰盐茶课税，经常四千六百三十一万二千三百五十五两。曰洋关税，经常三千五百十三万九千九百十七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