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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情况。
议会活动和各个层面的选举斗争是产生和形成政党的最佳土壤。
不过，政党的产生也可以不通过议会，甚至索性在地下活动。政党可以不登记成员的个人情况，可以没有我们通过苏联共产党所熟知的许多其他表征，例如特殊的仪式和对待党证的虔诚态度。但是政党不可能没有自己的意识形态和在这个意识形态基础上形成的政治和经济纲领。
在90年代的俄罗斯出现了许多千差万别的政党，这正是俄罗斯社会政治不够成熟的表现之一。在1991～1993年的时候，可以在专门的手册里找到100多个俄罗斯政党的信息，而在1992年12月出版的《俄罗斯的新政党和组织辞典》里，则列有400多个词条！这本辞典的作者普里贝洛夫斯基同时收入了一些宗教党派 。当时，政党像雨后春笋般产生，不过又同样迅速地解散和消失了。即使如此，还是有100多个政党参加了1999年的议会选举，组成了30个左右的竞选联盟。其中的大部分政党没能承受住选举中的失利，然后又被新的党派取而代之。
意识形态的抉择（5）
俄罗斯尚处于形成政治民主的初级阶段，这一切都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国家政治生活涣散的情形应在未来予以克服。如果有10个、甚至20个政党同时以一个社会团体的名义去面对人民和政权，那么保护和代表某个社会团体的利益就根本无从谈起！
早在2000年2月底，弗拉基米尔·普京就在出席“统一党”成立大会时发表的致与会代表欢迎词中讲到，对俄罗斯来说，三四个政党构成的体系是比较“正常的”。换言之，应该是三四个建设性的政党取代2000年初之前注册的150个党派和团体。国家的竞选体系和国家对大党的财政支持应刺激这三四个政党的产生。有一些政治学家认为两三个大党的体系对俄罗斯来说是最佳选择。（我本人认为，在俄罗斯具有形成五六个政党的社会、经济、政治土壤和需求。）
2001年6月国家杜马通过了新的政党法。根据这一法律，司法部只能把那些成员不少于1万人的政治团体注册为政党，而其他所有党派只能作为社会团体、政治俱乐部或者利益俱乐部保留下来。它们仅能保留参加地方自治部门选举的权利，而不参加联邦选举，也就是说，它们不是政治进程的主体。法律还规定，政党应在20个以上的地区设有基层组织，每个地区组织的成员不少于100人。国家对政党的资助应与政党在选举中取得的票数成正比。
这部法律的发起人希望到2003年末的国家杜马选举之前，在俄罗斯仅保留10个以下相对正规的政党。然而，预期没能成为现实：到2003年5月底之前，在俄罗斯注册的政党有30多个。甚至国家杜马主席和联邦议会议长也各自组建了一个政党：根纳季·谢列兹尼奥夫组织并注册了俄罗斯复兴党；谢尔盖·米罗诺夫成立了名称独特的生活党。此外还出现了几个新的人民爱国党和强国党以及一些新的自由主义党派。
对这一过程的某些细节值得进行更为详细的研究。
俄罗斯的政党建设问题。右翼阵营
在右翼阵营中，“右翼力量联盟”的政治活动最为积极。它成立于2001年5月，是由1990～1999年间出现在政治舞台上的十多个较小的右翼自由主义运动、党派和集团逐渐联合而成的。目前“右翼力量联盟”不是反对党也不是当权党，他的大部分领袖，包括丘拜斯、哈卡玛达、基里延科和盖达尔，在2000～2003年间对普京和卡西亚诺夫的倡议和政策表示支持。对总统和政府批评最多的是“右翼力量联盟”的杜马党团领袖——鲍里斯·涅姆佐夫。一些不太出名的右翼政治家“有条件地”支持政权。在另一方面，“右翼力量联盟”的不少成员继续在政府机构中工作。
“右翼力量联盟”的政治资本并不丰厚，尽管其许多成员曾就职于总统办公厅，还有不少在90年代担任过副总理、部长甚至总理等职务。但是这一点并不值得炫耀，因为他们的过失远远超过了取得的成就。在1999年12月的议会选举中，“右翼力量联盟”取得了7％的支持率。然而在此后的三年中，这个党没有任何突出的业绩，在2002年底只有4％～5％的选民打算投它的票。“右翼力量联盟”不得不为政治存亡而斗争，因为到2003年12月，它很有可能达不到5％的“基准线”。
格里高利·亚夫林斯基领导的“亚博卢”集团也属于右翼自由主义阵营。这个党在成立之初就定了一种不协作和不妥协的基调，作为总统和政府的反对党积极活动。从1999年秋到2003年春，该党成员与亲近“亚博卢”集团的报纸、杂志相当强硬地批评叶利钦和普京以及1993～2003年间的所有政府。
许多观察家一向把“亚博卢”集团称作是自由主义的持不同政见者和“永远的反对派”组成的政党，认为它的薄弱环节在于它不参与政权。因为拒绝参加竞选联盟，这个党的成员甚至在州长的选举中都只能甘败下风。只有在小城市的市政府和个别市政机构中，“亚博卢”集团的成员及其候选人才能胜利。从意识形态看，“亚博卢”集团和“右翼力量联盟”是有亲缘关系的政党。亚夫林斯基在一次政党纲领的发言中讲道：“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不管我们是相互正视还是各顾一方，我们都具有同一种血型。我坚持自己的意识形态，同时也是在坚持他们的意识形态，因为客观上我们拥有相同的意识形态。我敢断言，我的世界观和政治哲学的基本要素也是俄罗斯所有自由主义和民主政治家的世界观的基本要素，这远比他们的选民、群众性的民主选举人更加重要。我们与其他民主派之间尽管有分歧，但依然是使用同一种语言讲话，无需把话讲完，就能互相理解。而我们和执政当局无论如何不属于一个种群。”
2002年和2003年春进行社会调查的结果表明，有6％或7％的选举人准备投“亚博卢”集团的票。这一数据已经保持了十年，在四次选举中年年如此，这既证明了“亚博卢”集团的稳定性，也证明了它的局限性。
目前总共有15％的选民计划投右翼政党的票。右翼人士的选民基础主要是中等实力的企业家、主要采取西方经营模式的大资本、科技领域的知识分子精英组织和团体以及一些人权团体。关于右翼政党联合的谈判尽管持续了多年，但还是无果而终。近几年，在这一政治阵营里又成立了几个新的党派：以诺夫哥罗德州州长米哈伊尔·普鲁萨克为首的新的俄罗斯民主党和两个自由党，其中一个将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视为领袖，并接受他的资助。正是在右翼政治领域里，非常奇怪地连续发生令人震惊的国家杜马议员被杀事件，被害人是嘉莉娜·斯塔罗沃伊托娃、B．格罗夫列夫、谢尔盖·尤申科夫。2001年12月成立的俄罗斯联邦宪法党也自动进入右翼阵营，其中包括了几个规模不大的、不太有名的民主党派和团体。
意识形态的抉择（6）
左翼阵营的政党建设
在政治派别的左翼阵营里，目前占主导地位的是俄罗斯共产党——俄罗斯最具群众基础和组织有素的政党。俄罗斯共产党的组织遍布所有地区和城市。该党及其农业同盟者在国家杜马控制着30％左右的席位。俄罗斯共产党的成员在俄罗斯15个以上的州当选州长。在联邦层面的任何选举中，共产党都可以得到四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的支持率。这是一个强大的政党，俄罗斯的任何一位总统都必须重视它的意见。
不过，俄罗斯共产党也有许多缺点，甚至是与生俱来的缺陷，因为它既无法摆脱苏联共产党的遗产，也无法摆脱苏联共产党的干部队伍，其中包括苏联共产党在20世纪80年代的领导成员。因此，俄罗斯共产党难以扩大自己的影响。丘拜斯是俄罗斯共产党最痛恨的俄罗斯政客。弗拉基米尔·普京评价丘拜斯的话同样适用于俄罗斯共产党，即这个党有“糟糕的信誉历史”。这就是说，对很多选民来说，俄罗斯共产党的信誉度很低。将近50％的选民至今宣称他们“无论在什么条件下”也不会投俄罗斯共产党及其领袖根纳季·久加诺夫的票。
俄罗斯共产党用自己的口号吸引并团结了相当一大批“反对型的”选民。该党得到年纪大的选民的支持，其中包括1991年之前退休的人，也包括90年代的退休人员、最近12年失去工作的人以及不能从事专业对口工作的人。相当大一部分农村居民、普通职员、教师和部分职业军人支持俄罗斯共产党。但是知识分子、青年、官员和商人对俄罗斯共产党的支持率很低。很大一部分工人和农民也不支持俄罗斯共产党。在20世纪多次遭到蒙骗的工人和农民目前最不关心政治。
在俄罗斯共产党的竞选名单中，很少有什么受欢迎的政治家或者是全国有名的政客。除了根纳季·久加诺夫，俄罗斯公民未必能再叫出三四个俄罗斯共产党领导人的名字。任何制度都需要反对派。在这方面俄罗斯共产党担负着非常重要的批评、监督功能。共产党不赞成新的革命，不号召人们拿起斧头作武器进行暴力斗争或者设置街垒，甚至罢工也不是俄罗斯共产党认可的抗议形式，当然示威游行、群众集会和议会活动除外。鲍里斯·叶利钦辞职后，俄罗斯共产党继续宣扬不可调和的反对派立场，但这种对立的表现形式不是行动，而是语言和政治姿态。俄罗斯共产党很少对当今制度进行建设性的批评，党的纲领也难以令人信服。按照传统，俄罗斯共产党一向非常重视政策和建议的意识形态基础。我们看到，俄罗斯共产党的现任领导层摆脱了正统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诸多公式，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取而代之的是另外一些教条公式。
俄罗斯共产党的章程规定，党内不应产生任何派别和党团。然而实际的情况是，在这样的大党中不可避免地会形成各种派别和集团。阿利贝尔特·马卡舍夫将军代表的就是这样的一个集团，他富有攻击性的反犹太主义言论和公开声明对俄罗斯共产党为害不浅。还有一些在原来的共产党中根本无法想像的倾向于传统东正教会的集团和派别。共产党内有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的积极崇拜者。《苏维埃俄罗斯报》和俄罗斯共产党的杂志《对话》里面长期充斥着对斯大林喋喋不休的赞扬。俄罗斯共产党的媒体不接受任何针对斯大林的批评，这里盛行的已不仅仅是唱赞歌了，有些评价简直就是一派胡言。俄罗斯共产党的部分成员企图在党的宣传中恢复二、三十年代的公式，还有一些共产党员建议将斯大林主义的价值观和俄罗斯东正教的教义结合起来。例如，俄罗斯共产党的理论家之一亚历山德罗夫，就建议在俄罗斯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和实践中结合“斯大林的民族国家方法和东正教教理”，因为在他看来，只有“东正教的斯大林主义”“能够为加快复兴俄罗斯国家建立强国基础，其实力和力量是繁荣的罗马时代以来在世界史上绝无仅有的”。 如此浅陋、粗略的纲领很难在俄罗斯公民中产生影响。
在俄罗斯共产党内部没有人可以真正动摇根纳季·久加诺夫的领导地位，因为只有他能为自己的拥护者提供总的意识形态，尽管这个意识形态东拼西凑，内部充满矛盾，但暂时却是无可替代的。这是根纳季·久加诺夫对党的个人贡献。根纳季·久加诺夫的反对者、来自苏联共产党和后来的俄罗斯共产党的奥列格·舍宁、叶戈尔·利加乔夫、维克多·安皮洛夫、维克多·丘里金、理查德·科索拉波夫等人，坚持较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不可能团结起有影响的拥护者团体。来自布尔什维克和“民族布尔什维克”的爱德华·利蒙诺夫和妮娜·安德列耶娃的例子相当具有代表性。当然，很难将根纳季·久加诺夫的“俄罗斯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看成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它是由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片段、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的某些论点、同时还有大块的俄罗斯民族主义和经过修饰的斯大林主义组合而成的。在根纳季·久加诺夫的意识形态中，既有“神圣罗斯”和“莫斯科——第三罗马”这样的来自久远年代的公式，也有19世纪“专制政体、东正教、人民性” 的思想。根纳季·久加诺夫赋予俄罗斯人民特有的道德品质和独特的精神追求：俄罗斯文明是独一无二的，可与西方的“亚特兰大文明”抗衡。在根纳季·久加诺夫的意识形态中起重要作用的不是根本不受他重视的历史，而是地缘政治。根纳季·久加诺夫的地缘政治坚持西方对俄罗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