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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不仅仅是寡头对政治权力的追求，还有他们的不负责任也对俄罗斯社会产生了很大威胁。在苏联，根本就不曾存在私有资本，资本投资的方向和规模均由国家计划来确定，但是到1992年，国家投资体系与国家计划一起走入了历史。其实，那时私人资本规模还不大，也无法满足所有俄罗斯经济领域的投资需求。众所周知，以最低代价换取最大利润是资本主义经济天然的和主要的刺激因素。1992～1997年，俄罗斯的金融投机赢取了巨大的利润，寡头们也恰恰将自己的主要精力和主要资本投到了这一领域。
1998年8月的金融危机之后，由于国际市场的能源价格上涨，寡头将资本投向了石油、黑色和有色金属工业以及能够获得最大和最快利润的国民经济的其他部门。不过，这导致了许多对于国家来说非常重要的国民经济部门失去了资金和发展前景。在俄罗斯，谁会去关注国防工业部门的发展以及铺设铁路和公路呢？所有人都知道，这些部门的利润回报既不是最大也不是最快。沃罗涅日、乌里扬诺夫斯克、喀山等市的大型飞机制造企业没有收到生产新一代大型民用飞行器的订单，而俄罗斯最大的航空公司正计划购买欧洲和美国的产品，以取代已到退役期的俄罗斯民航客机。
对于俄罗斯来说，它是否需要保留那几十个庞大的自然垄断部门——包括“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统一动力公司”和铁道部？在最近10年里，是否还有人将资金投向那些今天已经不能用的俄罗斯城市的大型住房公用事业的发展、现代化和维修上面呢？2000/2001年冬季，滨海地区的许多城市状况极度恶化，不过，这仅仅是俄罗斯北部地区生活保障的整个系统全面恶化的一个前兆而已。
是的，俄罗斯的生活保障体系无疑非常笨重、不经济，需要利用市场经济的杠杆对其进行改革，但是，所有上述一切都必须在考虑俄罗斯居民的利益和承受能力的前提下循序渐进地进行。我们不可能将几十个俄罗斯核工业城市和军事工业的科研生产中心都搬迁到更为温暖的地方去，因为它们完全是根据安全和保密、而非商业效益的原则建立起来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和政治经济学的术语，可以认为，我们今天看到的是苏维埃政权成立的70年间所形成的巨大而笨重的生产力与俄罗斯从1991年才诞生的新的生产关系之间矛盾急剧尖锐化的结果。这种矛盾的结果导致社会生产力遭到巨大毁坏。这一进程不可能是自发地进行的，而俄罗斯经济和社会矛盾也无法在寡头资本主义的框架内得以解决。
普京在经济上的两难抉择（3）
今天，无论是生产力还是生产关系都需要进行严肃的和循序渐进的改变。在21世纪初俄罗斯的现实条件下，新的生产关系体系只能是国家资本主义体系。诚然，国家资本主义体系也隐含着许多危险和弊端，其中包括官僚主义和腐败。在当代俄罗斯历史上没有形成阶级、集团和阶层的条件下，主要的执政阶层——高级官员几乎成了不受控制的、国家的主人。
但在今天，与斯大林时期、后斯大林时期的极权体系以及寡头资本主义体系相比，国家资本主义体系对俄罗斯来说是更能被接受和进步的体系。
俄罗斯寡头遭到惨败
1997年3月被任命为政府第一副总理的鲍里斯·涅姆佐夫宣布，他将要同寡头进行斗争；尝试要进行这种斗争的还有总理谢尔盖·基里延科；更认真地想抓好这件事情的则是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总理，他命令着手调查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帝国”各家公司以及与帕维尔·博罗金掌握的克里姆林宫庞大资产有关联的各种公司。但恰恰是普里马科夫的主动出击招致了鲍里斯·叶利钦的不满，从而促使普里马科夫总理下台。在2000年5月7日之前，弗拉基米尔·普京一直对其行动和声明保持克制，让人们看不出他将用多大力度同寡头们进行斗争。在5月、6月的时候，一切开始发生了变化，俄罗斯总检察院首先将目标锁定在那些媒体大亨身上——那些大亨为了自己的利益控制和利用了“独立电视台”和俄罗斯“公共电视台”频道以及许多家报纸。传讯和搜查的根据，是这些大亨曾经给国家造成几亿美元直接经济损失的金融投机和欺诈行为。在评论这些事件的时候，弗拉基米尔·普京曾援引法律，并请人们不要将金融舞弊和腐败问题同新闻自由问题混淆起来。对此，普京的对手们除了喋喋不休地说明其他寡头也有金融舞弊行为以外，再没有找到任何其他的反对意见。当然，那些寡头也受到了警告。
别列佐夫斯基和古辛斯基的命运已经人所共知。他们两人都亡命海外，住在国外自己的别墅里。这两个人都被提起了刑事诉讼，俄罗斯总检察院不时提出这个问题，要求将这两个前大亨引渡回莫斯科。
别列佐夫斯基和古辛斯基的失败是所有1996～1999年此类型寡头毫无疑问的失败。在俄罗斯政治和经济世界中，像列姆·维亚希列夫这样有影响力的人物的状况也发生了变化。俄罗斯一些最富有的人开始试图积极参加地方行政长官的竞选，帮助那些萧条的地区提升经济和社会水平；而实质上，他们是在利用自己掌握的行政资源为自己攫取利益。这种寡头与国家资本主义相结合的特征，在楚科奇州行政长官罗曼·阿布拉莫维奇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这个例子再次证明，普京总统不曾也没有打算宣布对所有大商人开战，尽管也考虑他们还有不太清白的过去。在俄罗斯，所有以前的行政命令经济管理体制都已被彻底摧毁，而要恢复旧的国民经济秩序已不可能。在这个意义上，俄罗斯已经走上了叶戈尔·盖达尔所希望的那条“不归路”，不过，还没有到达“乐土”的地步。
在俄罗斯，已经形成了新的对经济部门和地区机构的管理体系。这种管理体系非常复杂，并且还不是太明晰，在不同部门和地区，这种体系也不尽相同。在这种情况下，任何要重新分配财产或者改变20世纪90年代私有化结果的想法对于所有人来说都会产生致命后果。金融工业集团、各种形式联合体、控股公司或者是一体化商业集团都能够为国家经济管理做出自己的贡献，但是必须在一定条件下，而这些实体都由被我们称为寡头的人来领导。今天，国家需要大资本家的支持，但是人们不能继续容忍大资本家们各种形式的舞弊行为以及尝试影响国家政治决策的行为。关于这一点，2001年1月底普京总统在克里姆林宫与21位大资本家组成的代表团座谈时也已经有所涉及。根据企业家自己的感受，这次会谈的主要口号是：“我们离政治远一点儿”以及“我们应当准备为俄罗斯服务”。阿尔卡季·沃尔斯基则请普京不要相信存在所谓资本家们反对总统的阴谋说法，总统普京回答说：“信我是不信，不过我会对此予以关注。”在俄罗斯大资本家们公开宣布不再干政的同时，这些人也失去了令人生疑的寡头特权。许多报纸将克里姆林宫的“一月会谈”定义为“前寡头与总统”之间的座谈会。有资料显示，政府和克里姆林宫总统办公厅的官员们曾得到过指示，要求严禁在公开声明中使用“寡头”一词。
现在，在俄罗斯权力体制中，寡头政治已经不复存在。对于这一点，寡头们自己也承认。正如《政权》杂志所认为的那样，“现在大资本家已经不能通过总统来控制国家，而只是畏怯地希望总统领导他们和资本”。 好像，弗拉基米尔·普京在不经意间就宣告了寡头政治走向末日。寡头们所遭受的损失既没有在俄罗斯社会上、也没有在商业经营上造成任何影响。在评述大商人与总统在克里姆林宫的会晤时，“莫斯科实业界银行”董事长亚历山大·马穆特说：“在普京时代，经营变得更加轻松了。对于商业活动来说，国家的整体环境更加趋于优化。”另外一些会晤的参加者说：“普京对生意的态度变得更加温和。”
情况并没有像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所号召的那样，西方的社会舆论和传媒纷纷支持俄罗斯的寡头们。无疑，西方媒体在1993～1996年间曾刊登了不少文章来赞扬米·霍多尔科夫斯基、亚·斯摩棱斯基、弗·波塔宁、瓦·阿列克佩罗夫和布伦察洛夫这样的商人。不过，那时也有一些很有影响力的美国报纸开始将阿纳托利·丘拜斯看作是“卑鄙、伪善的人物”，而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甚至成了“克里姆林宫的教父”。在1998年8月17日的金融崩溃后，西方商界已经不再将俄罗斯大银行家看成是可以信赖的合作伙伴。这并不难理解，因为西方银行和大型投资公司在与俄罗斯银行的合作中得到的不是利润，而是巨大的损失。在西方，谁也没有起来支持别列佐夫斯基和古辛斯基领导的运动。恰恰相反，它们对那本在美国出版、有大量揭露别列佐夫斯基金融骗局内容的书籍大肆评论。这本书透露，正是利用金融骗局，别列佐夫斯基才得以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由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汽车代理商一夜暴富，成了俄罗斯最富有的人之一。
普京在经济上的两难抉择（4）
在2001年1月17日，对普京2000年的所作所为并不友善的意大利《共和国报》曾写道：“许多观察家们都认为，作为总统的弗拉基米尔·普京所取得的最主要成就是战胜厚颜无耻、无法无天的阴谋家——即人们口中的‘寡头’，这些人曾一度牢牢地控制住了权力。与此同时，这些人还创建了一个并行的权力机构，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却能对俄罗斯国家政策和社会发展施加影响。普京非常善于管制这些凭借在苏联和俄罗斯国家财产私有化的过程中使用骗术不费吹灰之力、没冒任何风险就捞取了巨额财富的人。”
毫无疑问，俄罗斯寡头在2000年夏秋的失败是俄罗斯国家在1993年以后政权构成以及性质的最大转折点。但是，这是一次平静的转折，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一次上层革命。只有在非常强大的联盟的支持下，普京才能在俄罗斯政坛完成这场巨大的转折。
国家资本主义革命的推动力
为了让寡头“远离”政治权力，首先需要巩固俄罗斯国家的所有主要机器：军队、护法机关、特工部门、总统办公厅；其次还要提高政府公务员、教师、军人、法院和检察院工作人员的工资。
1991年的自由化革命促使苏联共产党土崩瓦解。遭到毁灭性打击的不仅包括苏共中央以及地方的庞大机构，还有苏共中央委员会意识形态部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也受到毁灭性打击，不过在此之前它就早已经变成一套教条主义的公式，严重脱离了现实生活。不过，与1917年的十月革命不同，1991年的这场革命并没有将摧毁国家机器作为自己的一项任务，所有国家机关都没有遭到毁灭。在20世纪末，一旦没有了这些国家机关，国内老百姓以及城市和乡村的正常生活根本无法得到保障。
有人预言，军队、护法机关、特工部门、大型工业系统以及科学、教育、卫生和文化系统都将独立于现今由民主派规划、公布和发展的政治之外。尽管民主派领导人曾在1990～1991年号召人民起来为争取民主、自由，反对特权而斗争，但事情并不像他们所期望的那样。他们所有人都没有料到，自己会那么快、那么轻而易举地就赢得了胜利，以至于他们还没有为接管政权和管理像俄罗斯这样的国家做好准备。
民主派没有能够提出一个明确的意识形态，也没有发动起一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没有从众多零散的小党派中形成一个富有活力的政党。从“民主俄罗斯”到“俄罗斯民主党”，从“俄罗斯选择党”到“俄罗斯统一和谐党”，从“改革——新方针”到“我们的家园—俄罗斯”，诸如此类的这些小政党尽管都希望能够发挥政权党的作用，但实际上却又都不具备执政党的品质；而作为一个民主反对派的政党，“亚博卢”集团又极其弱小。表现得弱小的还有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在意识形态当中，该党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东正教、苏联的爱国主义、俄罗斯民族主义、斯大林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混同在一起。
尽管丘拜斯、盖达尔、布尔布利斯和鲍里斯·费奥多罗夫这些活动家也想采取某些类似于第一代布尔什维克的行动以及声明，但历史学家认为这些不过是第二版的克伦斯基临时政府政策罢了。看来，将这些人称为“二月革命党人”的索尔仁尼琴完全正确。要是没有叶利钦以及他长期在自己身边及政府中精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