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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京对古巴的访问遭致美国的猜忌毫不令人感到惊奇。很明显，由戈尔巴乔夫所倡导的、叶利钦所继承的一边倒的亲美政策现在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俄罗斯人在这里展现的不仅是独立性，而且还有进攻性、但远谈不上是某种扩张的外交政策。
弗拉基米尔·普京随后从哈瓦那飞到了加拿大，该国总理让·克雷蒂安是普京惟一没有面对面接触过的“八国集团”领导人。这次访问也很成功。除了几份经济协议外，普京还与让·克雷蒂安签署了关于在战略稳定方面开展合作的联合声明，这令美国方面忧心忡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的确是一份前所未有的文件，因为加拿大这个美国近邻和盟友在所有对于莫斯科来说是最重要的战略稳定问题上均支持俄罗斯。加拿大强烈地反对美国建立自己的反导防卫体系，并宣布：“1972年的反导条约是战略稳定的基石，同时也是国际努力进行核裁军以及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重要基础。”对于美国来说，加拿大以如此清晰的语言反对美国发展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完全是一个意外，因为一旦缺少了加拿大的参与，美国的新导弹防御系统建设计划将很难实现。从1958年开始，整个北美大陆的安全就由这个大洲的航空航天联合防御指挥部负责，而有关两国共同使用该系统的协定将在2006年到期。
不过，对于加拿大来说，这个代价实在有点儿太大了。美苏之间的军备竞赛让加拿大遭够了殃。从这里，我们想起了60年代初苏联在新地岛的试验场所进行的一系列氢弹试验。那时，不仅苏联的北方深受其害，加拿大的老百姓也苦不堪言。没有哪个人希望这里重新成为试验场。
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初步总结
2001年1月，许多观察家对新领导人掌舵下的俄罗斯外交政策进行了初步总结。
人们关注的中心是俄美关系。尽管弗拉基米尔·普京和比尔·克林顿曾在纽约和文莱举行了两次峰会，但或多或少地带有礼仪性质。很明显，俄罗斯与美国的关系仍旧是国际政治的主轴。最近10年中，作为世界上军事和经济实力最强的美国，其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而俄罗斯也重新回到了国际政治舞台——不是以侵略者的面目，而是以最大限度机动的和强大的角色出现的。但很遗憾，这时美国在这一领域的地位削弱了，因为2000～2001年秋冬的几个月中美国进行了行政当局的改朝换代。接掌政权的不仅是小布什的新班子，还有一个新党——共和党。美国新总统及其班子需要时间磨合，部分时间显然白白地流走了。
俄罗斯外交在2000年和2001年初所取得的成就相当显著，就连西方一些对普京存有恶意的人和国内反对派也不否认这一点。他们对俄罗斯总统的批评也由此变得小心翼翼，而且即使有批评也仅限于认为俄罗斯的外交过分宽泛和积极而没有考虑到俄罗斯内部资源是如此地匮乏。
对弗拉基米尔·普京的批评并没有针对他某些具体外交政策的错误和失误、而是其将来可能会犯的错误，原因恐怕是过高地估计了国家的能力和总统个人的力量。“亚博卢”集团领导人之一、主要国际问题专家弗拉基米尔·卢金在2000年底写道：“过去一年中，俄罗斯的对外政策是积极和充满活力的，但却没有明确的优先方向定位。只有作为一个欧洲国家，俄罗斯才能保有自己的特色，欧亚主义和面向远东都是一种幻想。80％的俄罗斯公民生活在欧洲地区，这里有我们的历史之根。无疑，我们应当巩固与中国和日本的关系，但是不应当忘记，我们的优先外交方向在欧洲，这些优先方向有明确的定位，即国内发展民主化改革的增强。我们不应当搞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而应当将更多精力放在西方的投资和高科技上。”
俄罗斯外交政策新重点（11）
弗·卢金的指责有失公正，他的建议对于俄罗斯来说更加危险。事实上，卢金不仅将俄罗斯定位在地区大国上，而且还是落后于人的欧洲二流国家。卢金在故意将20世纪20年代那个混乱和模糊的欧亚主义构想与今天的欧亚国家相混淆：前者是在白俄（ ． ．特鲁别茨科伊大公）移民圈子里产生的，它将俄罗斯与整个西方、特别是西欧对立起来；而后者首先强调的却是俄罗斯特殊的地缘政治地位以及米哈伊尔·罗蒙诺索夫很早以前就表述过的思想，即“西伯利亚是俄罗斯增长的依靠”。俄罗斯属于地球的两部分，这是她所拥有的独一无二的优势。如果放弃这种优势，那就像美国放弃大西洋和太平洋一样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俄罗斯位于两个最有活力的商业活动中心——西欧和东亚之间，这一地理位置为她提供了巨大的经济优势和机会，不加以利用就是犯罪。
与“祖国运动”以及议会党团等走得很近的专家和分析家谢尔盖·卡拉加诺夫，给予普京2000年总体外交活动成果以非常高的评价。卡拉加诺夫写道：“普京执政以后，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外交冲刺。就算没有上百次，也有几十次高层会晤，他访问了几十个国家。这种积极的外交活动没有白搭工夫。在国外精英们的眼中，总统本人从一个‘大寡头选出来的人物’变成了俄罗斯没有争议的领导人。几乎是凭着自己‘单人的牵拉’，普京就让俄罗斯从威胁着她的孤独状态中逃离了出来。在全国范围内，所到之处弥漫的都是对他的尊重情绪。对他而言，发挥了积极作用的还有，聪明地避开那些潜在的难题、采取坚决不介入冲突的策略以及使用温文而雅的语言。这些都取得了明显的成功。”
不过，卡拉加诺夫也指责普京对外交游戏有太多的追求，“这些外交游戏对于解决国家的主要任务——即振兴国家并没有任何直接作用。这些游戏可能非常有趣，但它却使总统的时间这一重要的政治资源白白浪费到了一些细枝末节的问题上。他那关注国内振兴的注意力被分散了。最初有一些外交冲刺是正确的，但如果一直持续下去，很快就会招致国内民众的不满。继续过分地将‘时间投资’用于外交领域，所能够带来的回报会很少。在伊拉克问题上所采取的态度、与中国和印度继续接近、在格鲁吉亚问题上采取强硬政策、最大限度地与白俄罗斯接近的方针、接近古巴等诸如此类的步骤，在大体来说是正确的，但对于俄罗斯来说却可能出现非常困难的局面——那些比我们强大得多的势力可能会采取强硬的态度对待俄罗斯”。
或许，用卡拉加诺夫自己的说法，这些责难是对“可能犯的错误以及头脑发热的预防”，但却有失偏颇。我们清楚地看到了2000年所取得的成就，外交并没有分散普京解决俄罗斯内政问题的注意力。恰恰相反，外交工作帮助俄罗斯推动了许多国内难题的解决，特别是在重要的经济规划领域。
针对普京外交政策的指责还有另外一种说法。他们认为，普京似乎总是在非常巧妙地隐藏自己的真实意图，甚至也不希望自己最亲近的人了解实情，他是在采用象棋理论中谁没有见过的战术在下一场规模恢弘的“莫斯科…华盛顿象棋赛”。但是，这种指责也同样是不公正的，因为恰恰是华盛顿在最近10多年的时间里经常掩盖自己对俄政策的真实打算，是他们在“不按规则”出牌。
第三部分
风格与个性（1）
政治家还是官僚？
无论是作为一位国务活动家、一名政治家，还是作为一个普通人，弗拉基米尔·普京的成就都令许多观察家感到惊异，却又使那些从政或经商的人感到恐惧。正是基于这一理由，他们极力讥讽和贬低“普京现象”和俄罗斯新领导人的个性，将他说成是一个出人意料的、偶然接管最高权力的官僚。
根据政治理论家阿弗丹季尔·楚拉泽于2000年初所表述的观点，弗拉基米尔·普京根本不是一位政治家，“而是从官僚体系中的‘第二梯队’中出来的精力充沛的新人，只是因为叶利钦及其身边人在实施其人事政策时将储备的所有政治‘明星’使用枯竭之后，他才有了冒升出来的可能”。楚拉泽让读者确信：“这个靠叶利钦发现、提拔上来的新一代领导人成功的主要原因是，他具有执行命令的坚定性、很强的工作能力、不达目的不罢休的韧劲，却没有任何思想观点，信奉实用主义和冷酷。”
在这一评价中，的确有一些合理成分，但情况并非完全如此。被任命为总理的“第二梯队”官僚，如果不具备深厚的内在潜力，从前也没有完全展示出来出众才能，那么充其量也只能像切尔诺梅尔金、基里延科或斯捷帕申那样成为“第一梯队”的官僚，而非普京所表现和得到的那样。
我们还可以看到、听到一些有关“官僚普京”变成伟大政治家的更粗鲁的、甚至是充满恶意的议论。早在1999年夏天，在推论叶利钦从近臣中所提拔出来的 “继承人”的命运和前途时，《总结》杂志的谢尔盖·帕尔霍缅科写道：“新旧大陆两百多年里的民主制度发展经验证明了一个颠扑不破的公理，即在世界政治进程中，将昨日还是一名平淡乏味的官僚变成今天全民拥戴的领袖是绝无可能的。尝试推翻这个法则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不能容忍的。因为那些靠意外得宠的人根本不能成为伟大国家的总统。也许，俄罗斯还不够格称为伟大的国家？”
而普京在3月26日总统大选中获胜后，帕尔霍缅科再次提到上述观点，完全不打算承认自己对普京所持的错误认识。不，他现在又开始证明，俄罗斯的错误选择说明了她实际上还“不够伟大”，因此不能认为她是“成熟的”世界大国中一个完全平等的成员。 与帕尔霍缅科进行辩论简直毫无意义，因为就像我们以前不止一次所说过的那样，《总结》杂志对探索客观真理并无太大兴趣。还应当说明一下，帕尔霍缅科所提出的关于“平淡乏味的官僚”的论题并不是什么“世界政治进程基本公理”。在新旧大陆的许多国家，在由民主制度取代权威制度或极权制度的过程中，除了一两个领导人以外的几乎所有人最终都变成了“平淡乏味的官僚”、“螺丝钉”。但是，在极权体制垮台后，许多这种官僚获得了提升和展示自己的机会，而在以前这种情况是不曾有过的。他们中的许多人事实上的确很平淡乏味，也不显山露水，但获得意外提升后可能表现出作为杰出的人所具有的个性。
让我们回忆一下希特勒垮台后的德国吧。康拉德·阿登纳，以73岁的高龄成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首任总理的那个人，在希特勒时代，难道不也是个“平淡乏味的官僚”吗？但是，当我们今天翻阅20世纪最伟大的改革家名录时，却会经常看到他的名字。还有路德维希·艾哈德，那个德国“经济奇迹” 当之无愧的创造者，在希特勒时代也不过是纽伦堡市场行情研究所不为多少人所知的普通研究人员。我想，当普京本人在回答哪些政治领导人令他最感兴趣的问题时，经常挂在嘴边的是戴高乐和艾哈德绝非偶然。
对于极权官僚体系下的官僚、甚至是该体系下的最高官僚来说，外表、年龄、衣着举止、演说能力、甚至智力水平都没有实质性的意义，因为这些部门的权力是匿名的，只有小说作者或电影导演考虑，这个或那个角色以哪种面目登场。在谈及苏联电影的一些模式时，著名导演米哈伊尔·罗姆说，部长在电影银幕中的形象一般要壮硕且仪表堂堂，而副部长就要瘦些并比较灵活机敏；政府总理应当充满智慧和力量，而只有党中央总书记才能拥有最高智慧。
但是，如果官员不按照权威体制下庞大官僚机构的规则和制度工作，民主国家也同样根本不能存在下去。民主社会对公众政治家所提出的要求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这些人通过电视屏幕向公众展示一些庞大的计划，通过自己的外表、举止来博得公众的信任和尊敬，在这里，就连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也很有意义。但完全不应该做出如此结论，即一个高层官僚在必要以及有愿望的情况下也没有能力成为一位大政治家。
我以前在著作和文章中写过，任何大学和科学院都不可能培养出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家。今天，在俄罗斯国家行政学院只能培养出优秀的官僚，就如以前各级高等党校培养党务工作者一样。工程师、医生、教师、军官等可以从各级各类专科学校、学院和大学里培养产生，而培养中小学校校长、工厂厂长、医院的主治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