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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在俄罗斯还是在整个世界，古辛斯基被捕事件都是这位大亨及其“梅地亚…桥”控股公司为维护新闻自由所做巨大贡献的大型广告运动的开始。在自己同行的笔下，古辛斯基成了“头号持不同政见者”、“良心囚犯”，甚至开始取代了萨哈罗夫或者索尔仁尼琴的地位（其中包括西方个别报纸）。毫不奇怪，一些遵循“谁受益”原则的观察家们开始表达这样一种观点：会不会是古辛斯基利用自己的关系，由他本人导演了这场三天监狱苦难的精彩表演？借用一下象棋术语，尽管古辛斯基这样做表面看是丢了棋子，但从全盘看却赢得了胜势。《莫斯科时报》在自己的一个版面上甚至提出了这种说法：“作为一名戏剧导演，古辛斯基早在20年前就开始了自己的创作生涯。这一次，他又导演了一幕剧。本来，这是一场克里姆林宫想要惩罚他的演出，为此，他有意识地利用普京出访欧洲的时机，不仅在俄罗斯自由派分子当中，而且在国外将自己塑造成了一名英雄和受迫害者。”
普京和他的对手们（11）
还有一种更为复杂的说法，刊登在俄罗斯《观察家》上。根据这家杂志的观点，整个事件从古辛斯基被调查到遭逮捕，完全可与德国国会大厦纵火案、基洛夫被刺或德雷福斯案和贝利斯案这样的大规模挑衅行为相“媲美”。2000年6月的一连串事件，是由地位高于古辛斯基、但也并不听普京总统指挥的人策划的。这些人超越了以色列议会，甚至还超越了美国总统。换句话说，他们成立了某一个秘密性的“世界政府”，拥有决定干预任何一位俄罗斯寡头的命运的权力。 就这样，古辛斯基被捕这个相当平淡无奇的事件，在许多记者的笔下差点儿就成为当年的主要政治事件，而且不仅在俄罗斯。考察媒体大肆参与其中的主要目的，与其说是为保护古辛斯基，不如说是企图损害俄罗斯新领导人弗拉基米尔·普京的名誉。
向普京总统发起攻击
关于6月事件，除了俄罗斯总检察院侦查员瓦列里·尼古拉耶夫的说法外，上面引述的其他说法都没有清晰可靠的事实作基础，它们是建立在各种推测、假设、印象基础之上，因此，评述它们没有任何意义。不能不发现，“梅地亚…桥”控股集团公司所属的刊物和电视台显然对古辛斯基在布蒂尔监狱的遭遇反映更为快速，更为敏捷。他们企图将古辛斯基的悲惨生活转变成一场大规模的政治危机，借此向普京总统发起大规模的宣传攻势，指控他竭力限制俄罗斯的言论自由以及其他民主权利和自由，并指责克里姆林宫正在发动一场反犹运动、企图建立独裁政权等等。正如维塔利·特列季亚科夫所指出的那样，结果是“古辛斯基事件”迅速转化成了“普京事件”。 《新时代》杂志的观察家安德烈·科列斯尼科夫宣称：“无论总统愿意与否，都应当由他来承担对媒体大亨错误地使用强硬手段的法律责任，承担逆对外政策大趋势而动、实施逮捕行动的责任，承担人们将内政恐惧同1937年大清洗联系起来的一切责任。尽管并非普京下令逮捕古辛斯基，但恰恰是普京在国内制造了这种氛围，让护法机关觉得他们可以放手大干。要是总检察院没有直接从克里姆林宫得到指令的话，那么古辛斯基被捕事件就成了国家安全部门冷漠看待一切的行动后果。” 伊利亚·米尔施泰因在该杂志上发展了这一思想，认为“自从鲍里斯·叶利钦（也许，这是他犯的一个用人错误）将弗拉基米尔·普京确定为自己的接班人，就意味着在全国撒下了恐惧的种子，而这种恐惧的生长就像叶卡捷琳娜时代所栽的土豆那样快速”。
人们对于《新报》和《总结》杂志联手攻击弗拉基米尔·普京已经司空见惯了，丝毫没有感到奇怪。不过，没有任何所谓的“精神流质”会对《新报》作者群发挥作用。在普京面前，他们并不会感到恐惧，而是对他的行为能力不足深感失望。叶夫根尼·阿尔巴茨认为：“弗拉基米尔·普京再次向全国和世界展示，他暂时还不能称得上是一位政治家，他只是在学习这一职业罢了。遗憾的是，他有一位不怎么样的导师。一位真正的政治家与一个平庸的管理者之间的差距何在？这就是是否具备根据优先性原则来处理事物的能力，可否在纷繁复杂的局面中找到不寻常解决问题的办法以及在政治舞台上有无随机应变的能力、从而避免成为被某一个集团掌握的傀儡。总统上个星期的表现证明，无论是第一种能力，还是第二种能力，亦或是第三种能力，他都不行。”
人们可以感到，《总结》杂志主编谢·帕尔霍缅科的攻击最为愤怒，以至于他的评论都跑题了。他这样写道：“在复杂的情况下，我既没有兴高采烈，也没有幸灾乐祸，因为最近一段时间里诋毁普京总统的言论已经太多了。依我看，总统目前所遭到的羞辱简直是多得不能再多了。卢比扬卡的儿女们——如今在克里姆林宫权力走廊随处可见——就像某个时期的穷人家孩子一样不明白民主国家的本质。” 谢尔盖·帕尔霍缅科热情赞扬 “梅地亚…桥”控股公司的记者，称他们以职业素养、工作经验和胆量不仅在全俄，而且在国际间为自己赢得了声望。同时，他将其他一些与自己对立的出版物称之为“卑鄙小人”、“撒谎者”、“目空一切的夸夸其谈者”、“败类”、“出卖给政权的奴隶”、“乳臭未干的小学徒”，他甚至指责普京本人在搞“政治恐怖主义”。
6月17日，弗拉基米尔·普京结束了对一些西欧国家和摩尔多瓦的访问，回到了莫斯科，对针对自己的各种攻击，普京根本没有理会。出乎“梅地亚…桥”控股公司记者们的意料，对总统的攻击并未影响俄民众对普京的态度。尽管2000年6月俄罗斯接受调查的民众中积极评价俄联邦总统工作的人数从61％下降到了54％，不过，到了7月20日，俄罗斯民众对普京的支持率再创新高，达到70％。 对此，大部分受调查者都确信，古辛斯基被捕无疑是因为他涉嫌参与金融诈骗等刑事案件。
富人们为何流泪？
2000年6月底和整个7月，不止弗拉基米尔·古辛斯基一人感到日子难过。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的处境也开始不妙，有重达1。 5吨、涉及金额7亿美元的“俄罗斯民航”国外分公司可疑金融业务的文件从瑞士运到莫斯科。瑞士和俄罗斯检察院均认为，鲍里斯·别列佐夫被牵涉其中。他被总检察院召去接受质询——当时是作为证人。
普京和他的对手们（12）
弗拉基米尔·波塔宁也感到忐忑不安，因为莫斯科市检察机关也开始调查1997年抵押拍卖中某些值得怀疑的情况。当时那场拍卖结果是“诺里尔斯克镍业”大型工业集团公司转由波塔宁领导的工业——金融集团“国际俄罗斯”控制。波塔宁意外收到的总检察院通知函，要求他“尽早补偿”由于抵押拍卖过程中因违反规则和条件而使国家遭受的1。4亿美元损失。
6月底，米哈伊尔·弗里德曼领导的“阿尔法”银行集团旗下的“秋明石油公司”子公司的账目等遭到查抄。根据总检察院要求接受文件调查和查抄的特大公司还有“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卢克石油公司”和“伏尔加汽车制造厂”这样著名的大公司。一些报纸认为，这是克里姆林宫针对大资本家的新政策，甚至是国家政权对“国家实业精英们”所发动的攻势。《货币》杂志通知自己的读者说，这次攻势的发起者普京总统将在致联邦会议的总统特别咨文中，宣布与寡头们或“反对派资本家阶层” 展开斗争的计划。但是，所有这些预言都破产了，普京没有任何与大资本家做斗争的计划。
要知道，寡头资本主义模式尽管没有控制俄罗斯的全部经济部门，但也控制了不少部门和领域。随着俄罗斯经济进程的日益明朗化，可以分析出这种寡头资本主义模式所发生危机的某些原因。
（1）第一阶段（1992～1993年）、第二阶段（1994～1995年）和第三阶段（1996～1997年）代表了俄罗斯私有化的基本进程。最终结果是，大部分企业通过私有化这一形式从国家转移到个人和集团的手中。但是，这些个人和集团并没有进行任何真正意义上的重大投资。无论是在苏联，还是在俄罗斯联邦，没有人有能力投资几千万或者几亿美元购买石油公司、机场、电视公司、汽车厂、铝业等。
结果是，大部分银行和企业的私有化股份都落到了接近政权和与国外金融工业集团关系密切的人手中，他们要么是以超低的价格收购那种臭名昭著的私有化证券，要么是使用一些其他的手段，从被欺骗的公民手中和预算中搜刮钱财。还有不少这样的新私有者，他们不是利用和国家所具有的千丝万缕的关系，而是与罪犯集团相勾结而发家致富的，这一点可以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铝业战争”中明显地看到。
政府和总统对此却表现得非常平静，他们用“所有这些不过是‘原始积累阶段’ 不可避免需要缴纳的学费”这种荒谬的说法安慰自己，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经营更有成效的私有者会自然而然地取代那些不成功的私有业主。1998年8月17日经济危机以后，不成功私有业主的破产进程开始显现；1999～2000年，这一进程加快了。许多大量侵吞国有财产的人对于如何消化这些财产也表现得无能为力。就连亚夫林斯基在一次接受采访时也承认，绝大部分寡头是靠吸收国家这棵大树的营养而快速发家的。亚夫林斯基认为，现在当务之急是应当让这些寡头远离这棵大树，而不必去弄清楚，他们侵吞了多少和非法占有了什么。
但可悲之处在于，如果没有国家和国家预算的支撑，许多寡头简直就无法将自己的事业进行下去。尽管他们有钱在法国的蓝色海岸或巴伐利亚地区的阿尔卑斯山区购置别墅，但却没有足够资金去更新设备、扩大生产、支付工人工资以及上缴电费和税收。
不过，国家不可能无休无止地供养这些“实业界精英”。
（2）国家短期债券的金融金字塔只是导致1993～1997年全国金融资本人为急剧增长的个例之一。在这一过程当中，有人利用现实经济部门、居民手中的部分闲钱和国家预算大肆进行投机活动。1998年8月17日的银行倒闭风潮不仅使俄罗斯金融体系遭到沉重打击，而且让整个私有商业银行系统也受到重创。像弗拉基米尔·维诺格拉多夫、亚历山大·斯摩棱斯基这样曾经显赫的寡头都纷纷从大生意场以及政治舞台退出。早先属于古辛斯基所有的“桥银行”以及波塔宁的“奥涅克西姆银行”先后宣告破产。
很可能，所有的金融寡头们都遭受了重大损失，但他们中的许多人又艰难地挺过来了，他们将自己银行体系内大部分“有活力” 的业务剥离到其他规模虽小但却“很友好”的银行中，而保持对规模庞大并且有赢利的工业集团（如“诺里尔斯克镍业”集团）以及石油、冶金或木材采运公司的控股权。
不过，无论是私人小储户还是大量的中小企业，在银行破产中都遭受了不小的打击。因此，近年来俄罗斯实业界集团自身内部出现一些重大分歧和争论也就毫不令人感到惊奇了。搞清这种状况的任务应当落在法院和法律工作者们身上，而不是由总统亲自去做。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应当去保护所有私营者、而非只是大银行家和寡头们的权利。阿纳托利·丘拜斯直截了当地指出，寡头集团彼此之间相互的、并且表现出非常残酷的争夺，成了俄罗斯许多富有的大商人经常遭遇麻烦事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对生意场上这些事件的评价更为复杂一些，”丘拜斯在接受采访中时说，“我并不认为这是普京深思熟虑的一步一步消灭寡头的计划。这好比糖渍水果饮料，熬制的原料中有许多块水果，但人们却很少提及其中最主要的部分，这些事件是生意场上势均力敌的双方之间进行较量的外在必然表现。”但是，当记者请求他详细解释自己的论断时，丘拜斯十分坚决地予以拒绝：“不，我不能说。但我非常清楚地知道，事情的确是这样。”
普京和他的对手们（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