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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公寓和舞厅一样大，里面的每一样东西都价值不菲。光厨房就比我们阿姆斯特芬路的家里所有家具花的钱还多，倒不是弗兰克经常进厨房，因为他不会做饭。弗兰克不会熨衣服，也不会洗衣服、购物或换自行车胎。此外，弗兰克没有管家，没有驾驶执照，也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些繁杂的事务。有时他父亲会从布雷达来这，把他公寓的家务活都干完。他妈妈负责整理，给他洗衣服。他每周两次来我家吃饭，而且他极其理所当然地认为不管我们开车去哪，他都可以跟我们一起去。他常和我们一起去，他觉得如果是真的朋友，就不会计较这么多。
“我肯定不能让你一个人过女王日，对吧？”弗兰克和托马斯不同，他和我拥抱、亲吻不会觉得尴尬。度完假回办公室、过生日、还有赢得新客户时，我和弗兰克总是会互相拥抱。我喜欢这样。这让我想起通常只有在布鲁斯？斯普林斯汀的歌里或啤酒广告里才见得到的那种友谊。我们家马上就被弗兰克弄的气氛高涨，卡门既高兴又意外，卢娜高兴得叫起来。她非常喜欢弗兰克，弗兰克也非常喜欢她。
我们坐在餐桌边，弗兰克愉快地应卡门之邀一起吃星月形面包，他问我们怎么样，卡门原原本本告诉他，期间偶尔被我打断。每次她觉得难以继续时，弗兰克就把手放在她胳膊上，他很仔细地听我们述说昨天发生的一切。谢特玛医生的解释、化疗，以及我们走过走廊和走出医院时的心情。
这时我变得更沉默了。起身去了好几次厕所，其实我并不想去，但我就是坐立不安。幸好，我闻到了屎臭味。
“我带卢娜上楼给她换尿片。”
我抱起卢娜上楼。我的眼里满是泪水。我把卢娜屁股擦干净，换上一块新的尿片。卢娜露出惊讶的表情看着我。“哦，宝贝，我的亲亲小宝贝——”我扣上她连衫裤上的按扣，举起她，然后紧紧抱在怀里，泪水从脸上淌下时，我扭头看着窗外。我仍然无法接受，我们才三十六岁，我们有一个可爱的女儿，我们都有自己的事业，我们过着美满的生活，我们有足够的朋友，我们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可是现在，女王日，我们却坐在这花了半个上午的时间只谈论癌症。
把弗兰克送走之后（他问我们今天是不是真的不想和他一起出去——卡门没有松口），我甚至更加焦虑。今天早些时候她告诉我，不想在一群呐喊的人群中度过下午。我当然理解，但是想到整个下午就坐在这里伤心几乎使我发疯。不让丹尼参加派对，比抢走卢娜的傀儡娃娃还要糟。现在，特别是现在，我想出去，我想喝个大醉，我想参加派对，我想做任何事，只要不继续谈癌症。
坐回餐桌边时，我重重叹了口气。
“你烦了也不必表现得这么明显，”卡门尖声对我说，“得了癌症我无能为力。”
“不，我也不能。”我愤怒地说。
我想跑我想躲我想挣脱那困住我的牢笼U2；from Where the Streets have no Name（The Joshua Tree；1987）13一个小时以后，我再也无法忍受。卡门坐在那翻阅《身体内部世界》，我知道她其实看不进去。
“该死，看在老天的分上，我们在家里干吗？”我突然吼道。
她看着我，眼泪就要流出来了。哦，不，这就是我所需要的吗，过去二十四小时无数次的痛哭？我逼着自己冷静下来，然后跑向她，紧紧抱住她。“宝贝，我认为出去做点什么对我们会更好，这样对我们一点好处没有，至少我们带卢娜去沃德尔公园吧。”
她擦掉眼泪，“好——是的，也许这样更好——”女王节这天，沃德尔公园满是来自城市高级区——阿姆斯特丹南部的孩子，甚至急于表现天分的孩子也都是阿姆斯特丹南部的，两个小男孩正在卖自制的桔馅饼，他们的声音听起来就好像他们是儿童唱诗班的。我小时候从来没有做过馅饼，也想象不出布雷达鲁德的哪个朋友做过这个。还有一个孩子在背诗，脸上严肃的表情与她的年龄极不相称，“如果我有个这样的孩子，我宁愿不要。”卡门说。
是谁让孩子做这些？诗歌就像华丽摇滚，像4—3—3布阵的足球队——除了我年迈的荷兰语老师和《荷兰国家日报》的评论员，我不知道还有谁会读诗。这些孩子在自豪的父母关切的目光下演讲朗诵、弹小提琴、耍宝，通常他们都很恼人，我和卡门越来越厌倦。一个穿橙色衣服的小女孩，扎着马尾辫，让我们听她学小提琴的经过。“我宁愿卢娜进监狱也不愿让她去上小提琴课。”我在卡门耳边轻声说，她哼了一声。这个穿橙色衣服孩子的母亲不会认为我们很风趣的。
“很好，不是吗？”我问，将卢娜抱到我的肩膀上坐着，穿过巷子走向公车站。
卡门吻我脸颊，眨了眨眼睛。
那个可爱的夏天已经远去了那个始于五月的夏天你以为它永远不会结束但不知不觉间夏天又已远去了Gerard Cox；from Het is weer voorbij die mooie zomer（Het beste van Gerard Cox；1973）14再过三个月，夏天就结束了，化疗也会结束了。那时卡门头发已经掉光了。开车带卡门去医院做第一次化疗的路上，我突然意识到，这个夏天有很多事我基本上可以不用想了。周日布鲁明岱尔海边之旅？不，如果卡门没有头发了，她几乎不会想去。如果化疗对她身体产生极大影响，那我们也可以打消去纽约过复活节的计划了。星期二下午在公园踢足球？算了吧。我必须待在家给卢娜喂吃的，哄她睡觉，因为卡门正在楼上躺着，不停呕吐。当然我可以经常给弗兰克或穆德打电话，让他们来替一会儿，然后自己去踢足球——
我甚至还没有考虑这个夏天、这次化疗以后的生活。我甚至不敢开始去想接下来的几个月将会发生什么——我不敢往后想。
我们开车到环形路时，开始下小雨。好。就我来说，这个夏天结冰都可以。我关掉收音机，今天上午DJ埃德温？艾维斯对我来说过于快活了，我打开CD，迈克尔？斯戴普唱道：“不管日子多么艰苦都要撑下去，就算所有的事都是错误，就算明明知道生命无法继续都要努力。”我们俩都沉默地坐着，卡门也在听。她擦去一滴眼泪，我把手放在她的腿上。“不，不，不，你不是单独一人。坚持，坚持。”卡门把手放在我手上。“坚持，坚持。”“嗳。”歌曲结束时卡门叹了口气。
我们朝走廊尽头谢特玛的办公室走去，首先是抽血样，不记得是验什么了，大概跟白细胞有关，不然就是红细胞。他们给卡门扎针抽血，然后给她一块棉签压住扎针处，再然后我们又回到走廊上。等。在医院的这几个星期我明白了一点，等是这个世界上最自然的事情。他们给你的预约时间只是准备阶段。一刻钟以后，我已经看完了在医院商店买的《人民报》。刚才我在走廊上看见女性杂志中有《荷兰国际足球》，还有《故事》和《玛格丽特》，《国际足球》里面介绍的比赛结果，我大部分都已经知道了。终于，我们被叫进去见谢特玛医生，这次她看起来甚至兴致很好。
“那么，今天我们是要治疗了，不是吗？”她说，就像个童子军领队带着一群小童子军在阿登山脚下。
卡门的血液没问题，治疗可以继续。她说，我们要去三楼的化疗室。
我从来没有做过，但隐隐觉得看化疗不会是一个灾难。我答应卡门每次我都陪她一起去，她放了心，说我真好，想陪她。嗯，是，“想陪她？”我暗想。我只是不想卡门一个人去面对这些罢了。我无法想象会有人真想陪着去做化疗。
我没有错。大部分化疗病人的爱人都在家、在上班、或在别的什么地方，在哪也罢，反正不是在化疗室。
我们走进去时，一个新世界展现在我们面前。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医院病房，远远不是，有人是花了心思把这个地方弄得看起来很温馨。靠近窗户有一张桌子，上面放着两个咖啡壶，一些咖啡杯，还有一碟姜味面包片，一半涂了黄油，另一半光秃秃的，符合化疗主题。有两个空的圆桌，铺有桌布，其中一张桌上放着一盆小植物（不要问我那是什么植物），已经干枯了。两张桌子边都有低椅。这里的一切布置都给人感觉像普通家庭的普通房间。但是，很可惜，这里的病人多少破坏了这里的基调。他们手上有大块胶布，胶布下连着透明管子，管子另一头连着挂在推车上一包包红色透明液体。现在可以看到，液体通过导管滴下来，然后消失在胶布后面，恐怕，再然后就是进入身体内了。这看起来并不健康，肯定也不会令人愉快。
四个病人中有三个都推着吊挂点滴的推车。一个看起来是很开朗的男人，身上有大块已经消褪的文身，他没有吊点滴，这意味着他和我一样，不是病人，或者只是我这么认为。他肯定是和坐在他身边的那个年龄较大的胖女人一起的，他紧紧握住她的手。他的妻子在吊点滴。她头发很少，染成深红色，透过头发可以看见她的头皮。坐在她旁边低椅上的是一个约五十岁的男人，他和意大利裁判科里纳一样秃，他的眼睛也很奇怪。仔细看过他之后我发现，不是眼睛使他显得很怪，而是因为他没有眉毛和睫毛。
另外一个是一个时髦的年轻人的，他戴着一顶盖茨比帽。我想他大概二十岁。我记得，上星期他也来了，在谢特玛医生的办公室外面的走廊上。那时他和他的女朋友一起，一个小女孩，看起来像意大利人，齐肩黑色卷发。她是个漂亮的小美人。我记得那时我觉得高兴，因为我们不是与癌症有关的唯一年轻人。那么今天他的女朋友去哪了呢？我想她已经离开他了，因为他可能有睾丸癌或其他什么癌。如果她还没有离开他，那么她更是个胆小鬼，她的男朋友在做化疗她去哪了？不，我没有那么糟糕，我有些自得。
“早上好，我是珍妮。”一个斜眼的护士说道。
“嗨，我是卡门。”卡门语气充满同情。
“嗨——我是丹。”我说，一边和珍妮握手。
斜眼护士指着旁边一个二十几岁穿着白色护士服，看起来有点笨手笨脚的小女生说：“这是优兰达，我们的实习生。”
实习生？实习生？一个二十来岁的黄毛丫头就有机会列席我们的化疗洗礼，我内心认为这肯定是一个充满泪水的过程，而这却是她实习的一部分？毫无疑问，今晚她就会在酒吧告诉她的同学朋友们，“今天有一个女的去做化疗，她长得很好，不会超过三十五岁，她的名字叫卡门还是什么的，待人很友好，她的朋友和她一起，一个傲慢的粗人，他一句话都没有说，这个女的和她朋友，对了，这是他们第一次去化疗，然后这个女的开始哭，我得照看她——哎，你还要啤酒吗？顺便问下，你的实习怎样？你说过你要重新评估了。”
讨厌的小护士。
珍妮告诉我们，卡门的化疗药物已经在医院药房定好了，不会花很长时间，因为今天病人不是很多。有时他们这里同时会有八个病人，那就会非常无聊，因为药房要到中午才能准备完药物。
电话响了，珍妮拿起话筒。
“范迪安潘夫人的化疗药物已经准备好了。”她放下电话对那个实习生说，“你能去取吗？”
她点头，走出房间。
“她是个好女孩。”珍妮说，微微弯腰靠近我们，“不是所有实习生都能得到这种评价的。”
“是的，”卡门面露微笑说，“我知道。”
“你也有实习生吗？”
卡门和珍妮兴高采烈地聊起了关于实习生的一些事情。卡门又一次让我惊讶于她与人交谈的能力，友好、无须准备、无忧无虑。我知道她非常紧张，她把化疗当做她必须攀登的高山，但是她仍然能够饶有兴趣地去听珍妮讲她前一位实习生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