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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坐下时，弗兰克用疑问的眼神看着我。
“嗯——她在医院。”我尽量说得含糊。穆德也进来了，我感觉到其他人的注视。
“好的。看看会怎么样吧，不是吗？”我说，一边打开电脑。我几乎都忍不住眼泪了。穆德把手放在我肩上，我也把手放在她肩上，目光望向窗外。如果我是个孩子该多好啊。这样我就可以说服自己，只要你不去谈论，所有苦难就都结束了。
一个男人遇见一个女人
他们相爱了
原本应该很容易
原本应该很简单
但是四周开始骚动
接下来的旅途也开始变得崎岖不平
Bruce Springsteen；from Tunnel of Love（Tunnel of Love；1992）
8
下午五点我接到卡门的电话，那时我正开车准备去托儿所。甚至都不用问她怎么样，就已经从她的声音里听出来了。
“医生刚离开——情况糟极了，丹。”
“我已经在路上了，我去接卢娜，然后我就去你那。”
我不敢再问别的。
我抱着卢娜走在肿瘤科的走廊上，心里直打鼓。我走进早上离开卡门的那间房，她换了衣服，坐在床上，手里攥着一张揉皱的纸巾，盯着窗外。她的眼睛又红又肿，她身边还有两张同样揉皱了的纸巾。她看见我们进来，用手捂住嘴。我一句话没有说，跑过去抱住她。她把头贴在我肩上，再也控制不住大哭起来。我还是没有勇气再问别的，我什么也问不出来，什么也说不出来。从我们进这间病房，卢娜就没有出过声。
卡门吻了卢娜，并且勉强做了个笑容。
“嗨，宝贝。”她说着，一边摸着卢娜的头。
我清了清嗓子。“告诉我。”我说。毕竟是要面对的。
“癌症，很严重的一种。他们说，扩散性的。不是肿块，是一种炎症，已经扩散到整个乳房了。”
轰！
“他们确定了吗？”我挤出这句话。
她抽泣着点点头，用已经湿得不能再湿的卫生纸擤了擤鼻子。
“乳腺炎类——”我点点头，好像听懂了——“沃尔特斯医生说，如果你愿意，可以去找他。他就在后面几间。”
沃尔特斯，这个名字，整个星期我们对此都闭口不提。对六个月前托马斯、安妮和卡门妈妈的疑问，问他是不是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我们的结论是，癌细胞那时或许就存在了，因为误诊没检查出来，才导致现在这个局面。也就是说，我有可能因为该死的误诊而失去卡门。沃尔特斯坐在书桌后，六个月前见过，我立刻就认出了他。但他并不认得我。我敲了敲他开着的门。
“你好？”他皱着眉头说。
“嗨。”我语气不好，这样他就不会忘了这全是他的错。“我是卡门？范迪安潘的丈夫。”
“噢，对不起，范迪安潘先生，你好。”沃尔特斯边说，边站起来和我握手。“请坐。”
“站着就行了，妻子在等着我。”
“好吧。我想你是来问切片检查结果的吧。”
难道我是来问NAC对决阿贾克斯比赛结果的，拜托！
“是。”
“嗯，看起来不是很好。”
“不。这个我知道。”我语气中带着讥讽，他可能甚至都没有注意到。“你能给我详细解释到底是什么问题吗？”
沃尔特斯告诉我为什么这次特别糟糕，他说的话我只听进去一半，听懂的就更少了。我问确诊的程度是多少。
“基本可以确诊——不过我们还必须检查，看起来是炎性乳腺癌。目前我们只能做这么多了。”
我点头，沃尔特斯同我握手。
“现在，你们两个都要勇敢些，明天去谢特玛医生那儿。她是内科医生，能告诉你将要发生的所有情况。好吗？”
我又点头。我没有揍他。更主要的是，我什么也没说。没有。我一直紧闭着嘴。如果客户想干预我的策略，我会截住他的话头，现在这个混蛋由于六个月前的一次失误已经搅乱了我们的生活，我竟表现得像林堡俱乐部的一名第一次上场比赛的球员。
我回到房间时，卡门把卢娜抱在膝上，看着那个空荡荡的医院停车场。
“你能和我一起回去吗，还是这儿还有什么事？”我问。
“我想已经好了。”卡门说。她扭头看，找她的黑包。我静静地走到桌边，包被她的外套盖着，我帮她把外套穿上，平常我从来都没有这么做过。但现在做了，因为我发现这是目前唯一能帮她做的事。
“不要太靠后。”我把外套展开放在她背后时卡门说，“我不能把胳膊伸到太后面，因为乳房伤口很痛。”
“噢，对不起。来吧，卢娜，我们回家。”我一边说，一边把她从床上抱起。她仍然平静异常。
卡门把头伸进护士室说：“拜拜！”早上那个护士迅速把她冒着热气的食物碟放到一边，从椅子上站起来，双手抓住卡门的手，希望能够给予我们力量。
“今天晚上你能行吗？”
“肯定。”我说得斩钉截铁，并对她点点头，让她放心。
我们三人走向电梯，一句话没说。
现实是残酷的
我看够了
请关灯锁门来保护我
Bruce Springsteen；from Cover Me（Born in the USA；1985）
9
回家后我打电话给弗兰克，告诉他卡门得了乳腺癌。
“天啊。”他在电话那头大声叫着。
卡门给安妮打电话，告诉她所发生的一切。一个小时不到，安妮和托马斯就站在我们家门口了。我开门时安妮紧紧地拥抱着我，然后外套都没有脱，就跑进客厅紧紧抱住卡门。卡门立刻放声大哭。
托马斯也笨拙地和我拥抱了一下。“真是糟糕极了，伙计。”他喃喃地说。他跑进去，几乎不敢看卡门，只是站在那，盯着地板，耷拉着肩，双手插在口袋里。
他还穿着西装，戴着领带。
托马斯也来自布雷达鲁德，我从小学时就认识他了。“我们喜欢同样的音乐，我们喜欢同样的衣服，我们喜欢同样的乐队。”布鲁斯的歌中唱道。我和托马斯正是这样。十二岁时我们一起去看NAC，十六岁时我们一起去帕拉迪索看朋克乐队，十八岁时周六晚上我们一起去布雷达的迪苏柯吉斯特找乐子，托马斯在那非常受欢迎，我长了痘，又戴着厚厚的眼镜，只好捡托马斯挑剩的。
上完中学后我们俩都上了阿姆斯特丹的商业学院，我们就是在商业学院认识了弗兰克。托马斯拼尽全力才获得了学位。托马斯以前不是非常聪明，现在也不是。毕业后他做了一家公司的销售代表，销售洒在路上的盐（欧洲因为冬天下雪的缘故，政府在下雪前都会在马路上洒盐以防车辆打滑）。他的顾客是议会官员或水务董事会。托马斯和他们是知心朋友，我认为这是因为托马斯和他们一样，喜欢嘲笑比利时、黑人、还有去看医生的金发女人的笑话，还因为他也穿德国牌子的淡色领尖有纽扣的外套式衬衫。托马斯和我经常通电话，我们见面没有以前那么频繁了。除了布雷达的狂欢节，他不太喜欢出来纵酒狂欢了。周末他更愿意待在家里，吃着可口的奶酪，喝着美酒，看满是枪、美女和直升机的电影。他纵酒狂欢的兴趣大减与几年前他开始秃顶有关，而且他的肚子也开始规模壮观了。“该死，丹尼，我们衰老的速度不同——我就像牛奶，愈放愈酸；而你却像红酒，愈陈愈香。”他曾对我说，那时他已开始明白自己在女人中魅力大减已成定势。托马斯天生崇尚实用主义，他也真采取行动了。六年前，一个年轻可爱的实习生蹦蹦跳跳来到他们公司的办公室时，他请她去吃饭，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放手。
那个实习生就是安妮。托马斯和安妮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安妮是标准的时髦都市女性，但也非常喜欢孩子、奶酪和美酒，像托马斯一样，她看起来就像一直在怀孕。他们的孩子金伯利（4岁）、林赛（3岁）和丹尼（1岁）出生后，安妮把家庭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以前她非常爱打扮自己，但现在只穿廉价T恤了。卡门说安妮现在变得像黄脸婆一样，但安妮并不知道。卡门从来不会伤害安妮。正因如此，安妮成了卡门最好的朋友。她们每天都通电话，六个月前在卡门为切片检查而害怕不已时，安妮几乎不曾离开我们家。我每天下班回家安妮总是在，这让我几乎发疯，但我必须承认安妮了解友谊的涵义。卡门和安妮现在比我和托马斯还要亲密，卡门对安妮无话不谈，我对托马斯已经不这样了，至少是自从我发现他把我做了的（他想做的）每件事都告诉安妮后。安妮总会告诉卡门，这是我不乐见的事情，虽说两人相处必须坦诚相对，但有时安妮会添油加醋，所以话传到卡门那里时，简单的事都会变得复杂。
安妮很理智，她建议我们把明天想问医生的所有问题都写下来。这是个好主意。我们今天实在是乱了阵脚，脑袋里乱糟糟的。我们四人讨论了很多想问的问题，我都一一用纸笔记下来。
这很有用。我们暂时把癌症变成了一种中性的东西，可以批判地去分析，几乎可以客观地去分析。卡门的情绪也平静下来。
托马斯和安妮九点半离开。我给弗兰克打电话，卡门去上网。我挂电话时，她问我是否记得她的那种乳腺癌的英文名称。
“沃尔特斯没有告诉我。不过他告诉了我拉丁名称mastitis carcinosomethingorother——”
“Carcinomatosa，就是这个。”她看着屏幕——“炎性乳腺癌症——就是这么一种癌症——如果太晚——就会进入血液细胞。是这样的，不是吗？”
“嗯——我想是吧，是的。”我小心翼翼地回答。
“那就糟糕透顶了，因为这意味着——”——她的声音变了——“我再活五年的几率低于百分之四十。”
百分之四十。“你怎么这么确定是同一种呢？”我有些恼怒地反问。“你确定你没有看错吗？”
“是，我不是傻瓜，丹！”她咆哮道。“这里说的！难道不是吗？”
我没有看屏幕，而是按了电脑的关机键。
“好了，该睡觉了。”
她不知所措地看着黑屏幕，然后看我，表情如死灰一般，然后她开始拼命抽泣。
“上帝啊，如果那个杂种六个月前发现了，也许就不会太晚了！”
我扶着卡门带她回楼上房间。
她哭了一阵，像是没有止境了，最后她在我怀里睡着了。我一点睡意也没有，不知道明天我能否面对，明天醒来意识到这不是一个梦，而是事实。
卡门得了癌症。
雨下得猛
我承受不了
Bl f；from Harder dan ik hebben kan（Boven；1999）
10
谢特玛医生和我们握手，示意我们坐下，自己坐在了办公桌后面。
她开始看装在咖啡色文件夹里卡门的病历表，我瞄了一眼，正是前天那位护士所拿的那个，里面有X光片（是卡门的吧），我还看见一份手写的报告（是沃尔特斯医生写的吗？）和一张手画的乳房图，旁边还有一个小箭头指向一段辨认不清的文字。谢特玛医生看着那份材料，就好像我们不在场，她的办公室静得可怕。
谢特玛医生的外表给人一种幽默风趣的感觉——灰头发、胸口口袋里插满了笔，一张科学怪人式的脸。但实际上，她人可不是你看到的那样。当我第一次穿着我那七○年代的褐色皮夹克走进她办公室时，她脸上的表情就告诉我了——我跟她合不来。
我抓紧卡门的手。半分钟以后谢特玛医生仍然没有说话，继续看材料，翻过一页，又翻回去，然后再翻过来，卡门对我眨眨眼睛，做了一个憨豆先生式的打盹动作。我把目光从卡门身上移开，忍住不笑出声，因为我有种很奇怪的感觉，这不会拉近我和这位医生之间的关系。我又环视了一下办公室，办公桌后面的墙上挂着一幅装裱的意象派油画（不要问我画者是谁，我来自布雷达鲁德，我很确定这是一幅印象派画作），门附近的墙上有个小架子，里面放着很多小册子，《癌症饮食指南》、《癌症与两性》、《战胜癌症病痛》，我还看见了熟悉的蓝色小册子，《认识乳腺癌》。
谢特玛医生终于从病历表中抬起头来。
“这几天情况怎么样？”她开始问。
“不很好。”卡门采用了这个保守说法。
“是，我能想象。”医生说，“上次的情况实在太糟糕了，那实在，呃——太粗心了。”
“是的，因为现在已经太晚了，不是吗？”卡门低声抱怨道。
“听着，你不能这么想。”谢特玛说，“我们还是有很多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