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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注入心脏，”欧唐奈说。“这是咱们的唯一机会。”在病理科办公室，戴维·柯尔门大夫越来越心神不定。自从接到验血结果的电话以后，他一直和皮尔逊一起等在这里。他俩处理了一些积压的外科手术汇报工作，工作进行得很慢，两个人的心思都不在这里。现在已经过去一个小时了，还没有消息。
十五分钟以前，柯尔门站起来试着问皮尔逊：“也许我应该去看看化验室有什么事情没有……”老头子抬眼看着他，带着乞怜的目光。然后，几乎是用恳求的口气说：“请你先别走，行吗？”柯尔门有点意外，答道：“行；如果你愿意我留在这儿，行。”于是他俩又继续做那消磨时间的工作。
对戴维·柯尔门说来，这样等待也是很难受的。他知道自己几乎是和皮尔逊一样紧张，尽管目前那老头子的焦急更表露得多一些。柯尔门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在思想上是多么牵挂着这件事。在血敏试验问题上，“他对了，皮尔逊错了”这个事实并没有给他什么安慰。现在他一心一意盼望的是：为了亚历山大，要让他的孩子能成活下来。他的这种感情使他自己也很惊讶；对于他这样一个人来说，能如此深刻地打动他，这是很不寻常的。他回想从刚到三郡医院起，他就很喜欢亚历山大；以后，见到他的妻子，知道他们三个人都是出生在同一个小城市，从而产生了一种小同乡的情谊。虽然没有明说，但是确有一种真挚的感情。
时间过得很慢，每一分钟都象是比刚过去的一分钟更长一些。他想考虑个问题来占占他的脑子：当你想消磨时间的时候，这是个好办法。他决定把思想集中考虑一下亚历山大这个问题。他想，第一点：亚历山大这个孩子的孔姆斯试验结果是阳性的，这意味着母亲的血也有Rh敏感。他琢磨这会是怎么发生的。
当然，有可能母亲伊丽莎白在第一次怀孕时就有了血敏情况。戴维·柯尔门分析：那不一定影响到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就是死去的那个——他们怎么说来着——噢，对了，支气管炎。到第二胎才有血敏影响是更常见的。 当然，另外一种可能是伊丽莎白在某个时期输入过Rh阳性血。他停住了，在他的脑子里有一个呼之欲出的想法，一个没有成形的想法，一种似乎要想出来可是还没有抓住的思路。他皱了皱眉，集中一下。突然他要探索的东西涌现出来了，思絮片片，凑成了一个完整的画面，异常清晰明了。他的脑子记起：输血！新里士满的撞车事故！在伊丽莎白的父亲丧命的那个火车道口，她也受了伤，但抢救过来了。
柯尔门又集中一下思想。他在回想亚历山大是怎么说到伊丽莎白那天的情况的。想起来了：“伊丽莎白差点没死了。他们给她输了血才活过来的。
那是我第一次进医院，在医院里住了差不多一个星期。“当然，已经过了这么久，永远也不能证实了。可是他敢用他的一切东西打赌，情况就是这样的。Rh因子在医学上是四十年代才发现的，又过了十年，Rh试验才被医院和医生普遍采用。在这段时间里，仍然有许多地方在输血时没有作Rh溶合试验，新里士满可能就是这样的地方之一。时间正好相当。伊丽莎白受伤的那次车祸应该是发生在一九四九年，他记得他父亲在事后曾经和他谈到过。
他父亲！这又引起他另一个新的想法：是他自己的父亲——拜伦·柯尔门大夫——救护了亚历山大一家，也会是他决定给伊丽莎白·亚历山大输血的。如果给她输了好几次血，那血就一定不会是一个人献的，其中有一部分是Rh阳性血，几乎是不可避免的。那么，这应该就是伊丽莎白发生血敏的原因。现在他肯定，一定就是这样的原因。当然，在当时这不会有什么影响，只是她的血液里会因此产生Rh的抗体。可是，这些抗体潜伏在体内没有被发现，一直到九年以后才露出凶神恶煞的面目，要毁掉她的孩子。
当然，即使这种假设属实，也不能责怪戴维·柯尔门的父亲。他一定是好心好意地根据当时的医学水平进行抢救的。那时候虽然已经发现了Rh因子，而且一定有些地方已经使用了Rh溶合试验，但是作为一个忙忙碌碌的乡村医生，很难要求他跟上医学的一切新发现。可是，他是不是就不能做到这一点呢？当时有些医生——包括不是专科的普通科医生在内——是会知道由于晚近发现的血型新组合而带来医学的新变化的。这些人按照新的标准去做了。但戴维·柯尔门分析，他们大概都是一些年青人。当时他父亲已经上了年纪了；他的工作时间又长、又累，没有多少看书的时间。可是这能算是说得过去的理由吗？如果是别人的话，他戴维·柯尔门能够因而原谅他吗？也许，他使用的是两套不同的准则——临到自己的亲属，即使是已故的父亲，就要使用一套比较宽容的尺度。这个思想使他很烦恼。他不安地感到，在这里，对父亲的个人感情和他一向最珍视的一些观点发生了抵触。戴维·柯尔门后悔想到这些。这使他产生一种不安的迷惘，好象对所有事情……都没有绝对把握了。
皮尔逊这时又向他看了一眼，问：“现在有多长时间了？”柯尔门看了看表，回答：“一个小时刚过一点。”
“我给他们打个电话。”皮尔逊急躁地伸手摸电话。然后又犹豫了一下，把手缩回来了。“不，”他说，“我看我还是别打了。”在血清化验室里，亚历山大也在计算着时间。一个小时以前，他去看过伊丽莎白，回来以后他有几次想试着做点工作。但是他很清楚，他的脑子集中不到工作上去，与其都作错了，不如不作。现在，他又拿起一个试管，准备再重新开始，可是班尼斯特走过来从他手里把试管拿走了。
老化验员看了看化验单子，友好地说：“我来作这个吧。”他不很坚决地坚持了一下，班尼斯特说：“走吧，年青人，交给我好了。你为什么不到上边去陪你妻子呢？”
“谢谢你的好意，可是我看我还是留在这儿。柯尔门大夫说他一有消息……就来告诉我。”亚历山大的眼睛又转到墙头的挂钟上。他声音发涩地说：“时间不会太长了。”班尼斯特转过身去。“嗯，”他缓慢地说：“我看也是不会太长了。”伊丽莎白一个人在病房里。她静静地躺着，头倒在枕头上，眼睛睁着。
当韦尔丁护士进来的时候，她问：“有什么消息吗？”那位头发已经灰白的老护士摇了摇头。“我们一听到消息就告诉你。”她放下带进来的一瓶桔子汁，说：“如果你愿意，我在这里陪你一会儿。”
“好，谢谢你。”伊丽莎白微微一笑，护士把一把椅子拉到床边，坐了下来。韦尔丁感到能歇歇脚很舒服；近来她的脚疼得厉害，不管她愿意不愿意，恐怕她的脚也要逼她退休的。她已经预感到在这里的日子不长了。
但是，韦尔丁希望能为这两个年青人做点什么。她从一开始就挺喜欢他俩的，这一对夫妇在她看来象孩子一样。照顾这个很可能要失去自己亲生孩子的年青产妇，就象是照顾很久以前韦尔丁想要生可是始终没有生出来的女儿一样。这是不是有些傻气呢？她当了一辈子护士，到临退休的时候又变得温情起来了。她问伊丽莎白：“我刚进来的时候你在想什么呢？”
“我正在想象有一群胖胖的孩子在午后阳光照射的绿茵茵的草地上打滚。”伊丽莎白的声音有一种在幻梦中的味道。她说：“又回到了我小的时候，印第安纳的夏天。我常想有那么一天，我有了孩子，我就坐在他们旁边，看着他们象我们那时一样在草地上打滚。”
“说到孩子们也真有意思，”韦尔丁说。“有时候，事实的发展和你想象的差得很远。你知道吗，我有一个儿子，他已经长大了。”
“噢，是吗？”伊丽莎白说。“我还不知道呢。”
“别误会我刚才说的意思，”韦尔丁说。“他是个很好的孩子，是个海军军官。一两个月以前他结婚了。他写信告诉了我。”伊丽莎白在想象——生个孩子，以后接到一封信说他结了婚——这会是什么滋味。
“我觉得我们始终没有彼此了解得很深，”韦尔丁还在说着。“看起来是我的不是——离了婚，从来没有让他有个真正的家。”
“你会时常去看他们的，是吧？”伊丽莎白说。“你还会抱孙子呢。”
“我也那么想，想了很多，”韦尔丁说。“我曾经设想那会多有意思呀！
你知道的：有个孙子，在他们附近住着，晚上去给他们照看娃娃，还有别的诸如此类的事情。“伊丽莎白问：”现在怎么啦，不打算去了吗？“韦尔丁摇摇头。”我有个预感，如果我去的话，就跟去生人家里一样。
而且，我也不可能常去的。你知道，我儿子的部队驻扎在夏威夷；他们上星期已经离开了。“她又带点很顽强的爱子之情说：”他本来是要来看我的，带着他的妻子。临来的时候又有了点别的事情，终于没来成。“她俩都沉默了一会儿。然后，韦尔丁说：”■，我得干活去了。“她慢慢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门口又补充说：”把橘汁喝了，亚历山大夫人。我们只要听到一点信儿，我就来告诉你。“肯特·欧唐奈直出汗，手术护士探过身子擦着他的前额。进行人工呼吸已经五分钟了。他手底下的小身体还是没有什么反应。他的拇指放在胸窝上，其他手指弯到背部。孩子太332小，欧唐奈的两只手已经搭到一起了；他得悠着点劲，如果用力太大，那脆弱的骨头会象柴火棍似的散了架。他又一次轻轻地一按一松，诱导那疲劳弱小的肺叶恢复自己的职能。
欧唐奈需要让这个孩子活过来。他知道，如果他死了，那将意味着他的医院——三郡医院——连它最基本的职能：给病弱者以适当照顾，都令人沮丧地没有完成。这个孩子没有得到适当照顾；当他需要最好的照顾的时候，他得到的却是最差的；他需要的是医学技术，得到的却是玩忽职守和怠慢。
他通过他的手指尖向躺在他手下的濒于僵死的心脏传递他心里的一团炽热的情感。“你需要我们，而我们辜负了你；你找到了我们的弱点，你发现了我们的缺陷。可是，请再给我们一个机会吧！让我们试试，咱们一起试试。有的时候，我们作的比这次好；不要从这一次的失误给我们下结论。在这个世界上，有无知、有愚昧、有偏见，也有盲人瞎马——我们已经暴露给你看了。
可是，还有别的，有值得为之活着的美好的、温暖的东西。呼吸一下吧！这是那么简单的事，可是又是那么重要。“欧唐奈的手来回移动……一紧……
一松……一紧……一松……一紧。
又过了五分钟，实习医生用他的听诊器，仔细地听着。一会儿，他直起了身子，和欧唐奈眼神相遇，摇摇头。欧唐奈停住了；他知道没有用了。
他转身对窦恩伯格小声地说：“恐怕他已经完了。”他俩对着看了一眼，彼此都知道是什么滋味。
欧唐奈感到火在往上冒，他狠狠地扯下口罩和帽子；跟着又扯下橡皮手套，往地下一丢。
他感到别人的眼睛都在看着他。他的嘴唇绷成一条线，从牙缝里向窦恩伯格说，“好吧，咱们走。”然后，对实习医生粗声粗气地说：“如果有人找我，我在皮尔逊大夫那里。”
二十一
在病理科办公室，电话铃尖声一响，皮尔逊要伸手去接。可是，他露出紧张的样子，脸色苍白，停住了手，向柯尔门说：“你接吧。”当戴维·柯尔门走过去的时候，电话又响了一次。他说：“我是柯尔门大夫。”他毫无表情地听了一会儿，说：“谢谢你，”挂上了电话。
他和皮尔逊一对眼神，小声说：“婴儿刚才死了。”皮尔逊没说什么。他的眼光往下一扫，身体瘫在办公椅子上，一动不动，脸上的皱纹被阴影遮住了一半，就象一下子又衰老了许多的一名败兵。
柯尔门轻声说：“我看我得去一趟化验室。得有人和约翰谈谈。”没有回答。在柯尔门离开病理科的时候，皮尔逊还在坐着，静静地、一动不动，茫然地望着，他这时的思想只有他自己知道。
当戴维·柯尔门进来的时候，卡尔·班尼斯特已经离开了化验室，只有约翰·亚历山大一个人在那儿。他坐在靠墙的工作台前边的凳子上，头上面是化验室的挂钟。在柯尔门走近的时候，他没有试图转身。柯尔门走得很慢，皮鞋在地板上走过，发出叽叽吱吱的声音。
声音静下来了，亚历山大还是没有转身，只是小声问：“完了……？”柯尔门没回答，伸出手，放在亚历山大的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