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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头剪断。“试验过很多种办法——注入酒精；用电烧灼器烧神经末梢；但是，今天我们用的还是最简单、最广泛使用的方法。”露西看一眼手术室墙上的挂钟。九点十五分——手术已经进行了四十五分钟。她回眼看了看麻醉师。
“还行吧？”麻醉师点点头。“情况很好，露西。她是个很结实的姑娘。”他故意诙谐地问道：“你肯定这是那个要锯腿的病人吧？”
“没错。”露西一向不喜欢拿躺在手术台上的病人开玩笑。但是她知道有些外科医生从一开刀一直到结束，玩笑话说个没完没了。也许有的人表面上的诙谐是为了掩盖内心的同情，也许不是那么回事。反正她宁愿换个话题好。在她开始切开大腿背部肌肉时，向麻醉师问：“你家里都好吧？”露西停一下又用了一个露钩勾住新打开的肌肉。
“都好，我们下星期要搬新房子了。”
“噢，真的。在哪儿？”她对实习医生说：“高一点。尽量拉开，让出位置来。”
“索姆塞特高地。北头一个新地段。”大腿背部肌肉已经差不多剥离了。她说：“我好象听说过。你的夫人一定很高兴吧。”现在可以看见骨头了，整个切开的地方张开着血红的大口子。麻醉师回答：“她上了七重天了——在买地毯，选窗帘，还有别的东西。就是有一个问题没解决。”露西用手指围着股骨摸，把周围的肌肉捋上去。她对学生们说：“注意我把肌肉尽量推开。这样我们可以把骨头往上锯一些，等一会儿把肌肉放下来，就可以完全把骨头包住了。”实习医生用两把露钩在勾那些重叠在一起的肌肉，有些弄不过来了。露西帮助他弄了弄，他嘟囔着：“下回我得带三只手来干这个活。”
“锯。”手术护士已经准备好了，把锯把递到露西伸出的手里。她又接着刚才的话问麻醉师：“什么问题没解决？”露西把锯齿尽量往上放，起初用短促的节奏一推一拉。在锯齿咬进骨头时，发出喀嚓嚓的单调、钻心的响声。麻醉师回答刚才的问话说：“付款问题。”露西笑了。“我们得让你忙一些——多作些手术你就有钱了。”她已经锯了一半了；年青人的骨头硬一些，比较难锯。突然她产生一种想法：这是悲剧的时刻，可是我们却在随便谈着，一些最普通的家常话，甚至还在打趣。 再过那么一两秒钟，这条腿就断了，这个年青的女孩子，还不过是个娃娃呢——将永远失去了她的生活的一部分。她再也不能象其他人一样自由地奔跑了，再也不能跳舞，或者游泳，或者骑马，或者无拘无束地作性爱动作了。
即使她过一定时期可以做一些这样的活动，费一些力气，借助一些机械性的工具，别的活动或许也可以做；但总是和先前不一样了——永远不会象先前具有旺盛青春，完整躯体时那么高兴、那么自由、那么无忧无虑了。悲剧的核心在于：她太年青了。
露西停了一下。她那敏感的手指觉出快要锯到头了。突然，喀哧一声，在快要锯断的半截腿的重量的压力下，最后连接的骨头折断了。断肢脱离躯体，落在手术台上。露西第一次抬高声音叫道：“接住，快！”可是已经晚了。那个实习医生抓了一下投抓到，断肢从手术台滑落到地面上去了。
实习医生忘了自己是进行了无菌消毒的，弯腰要去拣。露西叫了一声：“别动！让它去吧，”实习医生有些不好意思地直起腰来。
另一个护士过来，拾起断肢，用纱布和纸包起来。以后这条断肢将和其他手术标本一起由勤务人员收集起来送往病理科。
露西对实习医生打着手势说，“请把残肢抬起来。”实习医生绕过去，抬起残肢。露西接过手术护士递来的一把锉刀，摸到折断处的骨头棱角，仔细锉起来。她又对学生们说：“记住要把骨头断端锉好，确保没有骨尖突出。
因为如果有的话，这些骨尖就要增生。是会非常疼的。“她没抬头问：”时间怎么样？“麻醉师回答：”已经七十分钟了。“露西把锉刀递回去。”好，“她说，”现在我们可以开始缝合。“手术即将结束了，她心里在想着大厅那边外科休息室里等着她手术完了喝的热咖啡。
迈克·塞登斯在费雯动大手术时一直在冒汗。费雯的父母还留在伯林顿，并且准备再待一些时候。塞登斯和洛布顿夫妇一起走到给手术病人家属留的一个小房间里等着。今天一大早，医院刚刚开始有人活动的时候，他就把那老两口带进了费雯的病房。可是，费雯注射了麻醉剂，已经晕晕忽忽的了，没有什么话好谈。费雯似乎也不太知道他们在她身边。随后，也就是在他们来了几分钟之后，她就被推到手术室去了。
他们三个人待的这间偏僻的屋子没有什么陈设，只有一些不舒服的皮椅子和漆木桌子。现在谁都没有什么话好说了。亨利·洛布顿的个子又高又大，稀疏的头发已经灰白了，多年的户外劳动使得他的脸上布满皱纹。现在他站在窗前往下面的街道看着。迈克·塞登斯可以猜到，费雯的父亲过一会儿就会从窗前走回到一张皮椅子那边；再过一会儿，又会站起来走回到窗前。因为这位老爷子在过去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总是遵循这么一个规律。塞登斯对他这种缓慢的神经质的表演真有点受不了。他拼命盼望着他会多少来点变化——哪怕走快一点，或者在这两点之间来回走动和停留的间隔时间改变一下也好。
相形之下，费雯的母亲却坐在那里没有动——从他们进屋以后几乎是纹丝不动。她选了一张直背的椅子，好象坐上去比其他椅子舒服一些，而且可以坐得直挺一些，显示出一种习惯性的自我约束。安吉拉·洛布顿的两只眼睛好象在平视着无限远的远方，双手优雅地搭在膝头。今天她的脸色比平时要苍白一些，可是那对高高的颧骨还是和平时一样突出，显出她一副天生的雍容仪态。她是一个集纤巧与刚毅于一身的女人。
自从几天以前，迈克·塞登斯和洛布顿夫妇初次见面以来，他有几次心里纳闷为什么她对费雯的情感和担心的程度没有她丈夫那么明显。可是过了几天，塞登斯却越来越感到她的感情深度决不次于她丈夫，可能还更深刻一些。他也猜想到，虽然费雯的父亲的男人性格外露，可是她母亲却远远比她父亲更为坚强。在这对老夫妇当中，她是她丈夫经常需要依靠的一块坚定的磐石。
塞登斯也在猜想在今后的岁月当中他自己和费雯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
他们两个当中谁会被证明是更坚决、更可靠的呢？他知道没有任何两个人是完全相等的。不管在性格强弱、领导能力大小，甚至在爱情的深广方面，总是有差别的。他也知道性别没有多大关系，妇女常常会在头脑和心肠方面比男人更坚强一些，而男子的表面气概有时不过是掩盖内心孱弱的一种伪装。
费雯是不是比他塞登斯强些呢？她的性格是不是比他好一些，勇气更大一些呢？这个问题是他昨天晚上想到的，一直到现在还在萦回脑际。他昨天晚上去看她，当时他已经知道截肢的决定，也知道费雯也已经知道了。他见她不但没有泪容，而且带着笑意。“进来，迈克，亲爱的，”她说，“别这么哭丧着脸。葛兰杰大夫告诉我了，我已经哭完了，已经过去了——或者至晚到明天早晨就过去了。”听了这话，他发现他对她的爱更加深了，他搂住她，热情地吻了她。随后她用手指头缠着他的头发，又把他的头往后推开一些，凝视着他的眼睛。
“我今后这一辈子将会只有一条腿了，迈克，”她这样说着。“我将不是你看到的那个姑娘——不象咱们初识的时候的我，也不是现在你看到的我了。如果你把我甩开，我会理解的。”他用很强烈的语气回答说：“你别说这样的话！”
“为什么？”她说。“你害怕谈到这个问题吗？”
“不！”这是一个大声的、坚定的抗议，可是就是在这样叫出来的时候，他也知道这是虚伪的。他确实害怕谈这个，而他却感觉出来费雯不怕——这时候她已经不怕了，再也不怕了。
他认识到，他在费雯的母亲的身上可以看到费雯的影子——或者应该倒过来说：在费雯身上可以看到她母亲的影子。在她俩身上非常明显地给人一种坚强的感觉。他自己能比得上吗？他头一次产生了一种对自己的怀疑和不安的情绪。
洛布顿先生打破了他的规律。他走在椅子和窗户之间停住了。“迈克，”他说，“已经一个半小时了。时间还会很长吗？”塞登斯看到费雯的母亲也在望着他。他摇了摇头。“不会了，葛兰杰大夫说作完手术以后……她马上到这儿来。”他停了一下，补充说：“我们都会听到消息的——就快了。”
十九
窦恩伯格大夫把手从婴儿保温箱边上两个象舷窗一样的洞口伸进去，仔细地检查着亚历山大的婴儿。产后已经三天半了，本来这是很有希望的迹象。
可是却有另外一些征候越来越明显，引起窦恩伯格的不安和注意。
他观察得很仔细，然后站在那里思索，衡量着脑子里记下的问题，通过他多年积累的经验和无数熟悉的病例加以甄别。最后他的判断验证了他的预感，预后很不好。“你知道，”他说，“我先前还以为他能活下来呢。”早产婴儿室的年青的主管护士（就是几天以前约翰·亚历山大见到的那一位）在用期待的眼光望着窦恩伯格。她说：“他的呼吸在一个小时以前还是正常的，以后慢慢弱下来了。那个时候，我才请你来的。”保温箱那一边的一个护校学员在仔细听他们的谈话，大口罩上边的眼睛在窦恩伯格和主管护士之间来回转动着。
“他的呼吸很不好，”窦恩伯格慢慢地说着。他一边想，一边说，为的是怕漏掉了什么，“黄胆不应该这么多，脚象是有些肿。再告诉我一遍验血结果。”主管护士看了看病历单。“红血球四百九十万。有核红血球与白血球是七比一百。”又沉默了一会儿。两个护士等着窦恩伯格考虑这个化验结果。他心想：“是太贫血了，当然也可能是正常型反应过度。”然后，他大声说：“你知道，如果不是因为有那张查血敏的报告，我怀疑这孩子患的是有核红细胞增多症。”主管护士象是有些惊讶。她说，“大夫，可是肯定……”这话没有说完又咽回去了。
“我知道——不会发生那样的事的。”他指了一下病历。“可是，还是让我看看那个报告——原先给母亲查的那张。”主管护士翻了几张单子，找到那一张，把它抽了出来。就是皮尔逊大夫和戴维·柯尔门拌嘴之后签的那一张。窦恩伯格仔细又看了一遍，递了回去。
“嗯，很肯定——血敏是阴性反应。”当然，应该是肯定的；可是在他脑子里却有一种想法在纠缠着不走：化验会不会错了？不可能的，他告诉自己；病理科决不会犯这样的错误。可是，他还是决定在查完病房之后，去找皮尔逊谈谈。
窦恩伯格对主管护士说：“目前我们没什么别的办法好想了。如果情况有什么变化，请再叫一下我。”
“好的，大夫。”窦恩伯格走了以后，护校学员问：“窦恩伯格大夫说什么来着——有核……？”她没记住。
“有核红细胞增多症——是一种婴儿血液病。当母亲的血是Rh阴性、父亲的血是Rh阳性的时候，婴儿有时候会发生这种病。”这位红头发的年青主管护士仔细而有信心地回答着。她总是这样的，实习的护校学生都愿意被派到她的手下。这位主管护士是医院最能干的护士之一，她从护校出来不过十二个月多一点，毕业时是班里成绩最好的。实习的这位小护士知道这些，所以没有顾虑，接着追问下去。“我原来以为发生这种情况，他们在出生时就会给婴儿换血的。”
“你说的是作换血手术？”
“是的。”
“那只是在某一些情况下才能作的。”主管护士耐心地说。
“要看给母亲查血敏的反应来决定作不作。如果报告说是阳性的，一般意味着婴儿落生时就得了这种病，在出生以后必须换血。如果化验结果是阴性的，就不必要换血了。”主管护士停住了口，然后，她又若有所思，一半自言自语地说：“可是那些症状倒是很奇怪的。”自从几天以前为了检查化验室工作拌了一次嘴以后，皮尔逊没有再过问戴维·柯尔门在血清学化验室的活动。柯尔门摸不清这种沉默意味着什么——是他已经达到了直接负责血清学这个目的了呢，还是皮尔逊准备以后再来找他的岔子。可是在目前，这位年青的病理医师已经习惯于经常到这个化验室看看工作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