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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年副总统满期，刚好是1860年，又一个总统大选年。这一年，美国发生了历史上最严重的政治分裂。北方主张废除奴隶制的共和党推出了林肯作为总统候选人，而主张保留奴隶制的民主党却一分为二，推出道格拉斯和布莱肯利奇两个总统候选人，从而使得民主党的选票大为分散，这是最终林肯当选为总统的重要原因。而林肯的当选，被史家公认是促使南方分离，从而爆发南北战争的重要因素。
根据宪法，大选举团选出总统的结果是由参议院开票宣布的，而此时主持参议院开票的必须是上届副总统，也就是说，刚好是布莱肯利奇。由于当时南北方严重分歧，开票前就传出谣言，说南方人一定会在参议院开票过程中做手脚，阻挠林肯当选。结果人们看到的是，布莱肯利奇以“铁腕般的严格”，公正地主持了开票过程，甚至赢得了共和党对手的衷心钦佩。
与此同时，肯塔基州又把他选为代表肯塔基的参议员。这样，他从副总统位置上一下来，就在参议院里代表肯塔基发言。这时候，全美国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奴隶制问题。他本人或许还算不上是个奴隶主。在他家里，他曾经有过一两个黑人仆人，可是一个人将另一个同类当作财产，这样的概念使他感到苦恼，所以他就主动解放了这些黑人仆人，还他们自由。在奴隶制问题上，他认为，既然美国宪法将是否保留奴隶制的权利划给了州一级，从理论推导，州政府就拥有这样的决定权。他成为林肯总统政治上的主要对手之一。巧的是，林肯总统也是肯塔基人。
南北战争爆发后，对北方发动这场战争感到不满的、位于南北之间的弗吉尼亚州、北卡罗莱纳州和田纳西州加入分裂的南方，使南方实力大为加强。这时，同样位于南北之间的肯塔基州参加哪一方，有可能改变南北实力的对比，所以林肯总统非常重视肯塔基的态度。当肯塔基最终决定参加北方的时候，林肯总统立即命令北军开入肯塔基，并下令见到布莱肯利奇立即加以逮捕，尽管直到此时为止，所有的人都承认，布莱肯利奇还没有做过任何非法的事情。林肯总统之所以能下这个命令，是因为他已经用总统名义中止了宪法规定的“人身保护令法”。这是在政治学史上林肯总统所做的最有争议的事情。
布莱肯利奇从一开始就认为，南方的分离是没有成功希望的，为此而打一场内战是愚蠢的错误。然而，当知情的朋友把逮捕他的消息通报他的时候，他变得没有选择余地。他犹豫再三，最后决定带领愿意追随他的肯塔基志愿兵，参加南方邦联作战。
由于肯塔基州归了北方，他能够带走的肯塔基民兵数量就不多，所以一开始他在南军中的地位并不高。4年战争期间，他表现出了出色的军事才能和战场运气。在南北战争史上，只有他，几乎没有打过什么败仗。布莱肯利奇在南军中的地位迅速上升，深得罗伯特·李将军的器重。到南北战争后期，他在南军中的地位上升到大约第10位，而这完全是靠他的战绩，靠他的指挥才能，南方人开始把他看作第二个“石墙”常胜将军。
可是，4年打下来，北方渐渐占了上风。1864年冬天，南军处境困难。南方邦联戴维斯总统决定，任命布莱肯利奇为战争部长。罗伯特·李将军得知消息，立即以个人名义敦促布莱肯利奇接受这个任命。李将军认为，这是一个能够影响总统的职位，而南方的命运现在到了关键的时刻。这个决定对于布莱肯利奇也是个人命运的一个转折，他从战场上的一个军人又一变而为文官内阁的阁员。
布莱肯利奇接手战争部长以后，运用他的管理能力，大力改善了处于冰天雪地里的南军士兵的给养。他和罗伯特·李将军，一个是内阁的战争部长，一个是军队总司令，两人一致认为，南军败局已定，南方人已经为他们的理想奋战过，现在到了光荣投降的时候了。他们想说服戴维斯总统向联邦政府谈判讲和。以后的几个月，是布莱肯利奇企图全力说服南方邦联政府投降的几个月。他运用他的政治技巧，艰难地在南方邦联政府内阁中游说，成功地说服了几乎所有的人，但是却无法说服戴维斯总统。
1865年4月，李将军在战场上率军向北军投降。戴维斯带领内阁向南方撤逃。布莱肯利奇怎么办呢？
第一部分 走路（一）最后一次内阁会议的缺席者（2）
三、职责是政治家的天命
如果布莱肯利奇还像几个月前一样是一个带兵的将军，他大概会像李将军一样，为了自己的士兵而尊严地投降，然后坦然地接受一个降将的命运。但是，现在他是文官政府的一位部长，是总统任命的内阁成员。在他看来，只有总统有权宣布南方政府的投降，而他作为阁员是没有这个权力的。在他看来，作为一个内阁成员，他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尽职尽责，在他卸下战争部长这个职务以前，他必须做他应该做的工作。他惟一可以争取的是，只要一有机会，就继续说服总统投降。
这样，布莱肯利奇开始了他一生中最艰难的逃亡。
由于他曾经是一个善于打仗的将军，在南方内阁的逃亡过程中，他理所当然地担任殿后掩护。一路上，他带兵留在最危险的地方，掩护庞大的内阁队伍撤退。一有机会，在能够见到戴维斯的时候，他还是指望戴维斯能倾听他和李将军的意见，立即同北军展开投降谈判。可惜的是，戴维斯非常固执，始终没有改变抵抗到底的决定。
当布莱肯利奇的马队到达华盛顿小镇的时候，戴维斯一行在前一天已经离去。这就是布莱肯利奇缺席最后一次内阁会议的原因，他也因此而失去了最后一次说服戴维斯的机会。
这个时候，兵荒马乱，镇上到处是南军的败兵，像没头苍蝇一样乱窜。人心一乱，军纪开始涣散。布莱肯利奇在华盛顿镇停留期间，依然履行他战争部长的职责。他要处理戴维斯留下的大量钱币和文件。他命令给南军士兵发饷。对那些队伍已经散了的士兵，他下令告诉他们，南军司令已经投降，他们可以在北军到来的时候，向北军要求签发证明文件，然后平安回家。对那些队伍建制依然存在的士兵，他下令士兵们要服从命令，保持纪律，不得骚扰民间。
他安排了一大笔钱，交给镇上同南北双方都有良好关系的民间贤达，要他们在北军来到以后将这笔钱交给联邦政府，并且说明，这笔钱将用于将来戴维斯总统在法庭上的辩护费用，因为他预料，他们的总统被控以叛乱罪而上法庭的命运是不可避免的了。他还把一些重要的文件留了下来，要求妥善移交给联邦政府。
在这些文件里，有他调查的这样一个案子。
战争后期，有不少黑人加入北军。1864年10月，在一次战斗结束以后，一个来自德克萨斯州叫做罗伯森的南军军官，纵容手下的士兵，在战场上搜寻受伤的北军士兵，找到黑人伤兵就当场杀害，一共杀害了一百多个北军的黑人伤员。这一事件后来泄露了出来。差不多同时，布莱肯利奇被任命为战争部长。布莱肯利奇一上任就下令调查这一事件，传讯证人、收集证据。他认为，杀害对方伤员和俘虏，这是一种决不可饶恕的谋杀罪，必须受到法律惩罚。而调查和起诉这一罪行，是他这个战争部长的责任。以后的半年里，虽然南方邦联已经到了分崩离析的最后阶段，他一直没有忘记要起诉这项罪行。可惜的是，尽管罗伯森一直追随在戴维斯周围，布莱肯利奇在掩护戴维斯撤退的一路上，却一直没有机会逮捕罗伯森。现在，他知道南方已经瓦解，他没有机会亲自把罗伯森送上南方政府的法庭了。他把有关这个案件的调查文件和证据都留下，要求把它们转交给北军，将来由北军来把罪犯绳之以法。
在安排了所有一切以后，布莱肯利奇给随行人员下令，凡愿意回家的，都可以领一份薪水后回家。最后，他带领几个愿意追随他的人，继续逃亡。在他的概念里，只要总统还在逃亡，他就还是内阁成员，还有职责在身。
在往南逃亡的路上，他一面打听总统的行迹，一面放慢自己的行军速度，或者故意暴露自己的行踪，把追击的北军吸引过来，以保护总统。最后，他得到了戴维斯已经被北军逮捕的消息。他和随从逃到美国的最南端，弗罗里达州的海边。他自己花钱买了一条小船，取名“无名号”，渡海逃到了古巴。那时候，古巴是在西班牙的统治之下。
就这样，历史在这儿创造了一点幽默。1865年的春末，北军抓住了南方邦联政府从总统戴维斯开始的所有官员，惟一出逃成功的是布莱肯利奇，而他恰恰是在战争一开始就认为南方必然失败，在战争临结束前还力主投降的人。
所幸的是，战后的美国渴望和解、恢复并迅速回到原来的法治状态。联邦并没有踏上向“叛乱”的南方报复的道路，没有像人们原来预料的那样，把南方政府的官员控以叛乱罪，送上法庭。布莱肯利奇在古巴用卖掉“无名号”的钱遣散了追随他到最后的人，让他们回家。他给他们每个人一份他的亲笔证明书，证明这些人只是听从他的命令，所有法律责任应该由他来负。其中包括一位黑人仆人，这位仆人是一个朋友“借”给他的奴隶。他为这位黑人写了证明信，宣布这是一个自由的黑人，并借助自己在南方的威望，用自己个人的名义要求沿途的南方人善待这位黑人。
这个时候，他为自己拍了一张照片，托人带回家报平安。据说，他的夫人见到照片后久久无法辨认：才44岁的他，已经苍老衰弱得无法相认了。
战后三年多，他在英国和加拿大流亡。虽然他在联邦政府里的朋友纷纷劝说他回国，虽然他也知道，他回国是安全的，没有任何危险，但是他没有回来。他居住在尼亚加拉大瀑布的加拿大一侧，在那儿他可以看到边境另一边的星条旗在飘扬。他说，他不肯回国是出于这样的原则：在世界各地还有上千名原来南方政府的人在流亡，还没有得到联邦政府的赦免，而现在他是惟一和他们共命运的内阁高官。他在道义上不能把他们扔下不管。这仍然是他的职责！
第一部分 走路（一）最后一次内阁会议的缺席者（3）
四、回归
1868年，安德鲁·约翰逊总统颁发了圣诞节大赦令，赦免了所有仍然在流亡中的原南方人员。据说，布莱肯利奇坚守职责而不肯回国，是促使总统下达这个大赦令的原因。布莱肯利奇闻讯立即回国，回到了家乡肯塔基。地方上和联邦政府里的朋友们纷纷劝说他返回政界，这时候他还不到50岁，远大前程仍然在等待他。特别是在肯塔基州，他的声望正隆，竞选州长或者联邦参议员是轻而易举的事。但是他拒绝了。南北战争，特别是后期的逃亡，似乎耗尽了他的精力。他对朋友们说：“在政治上，我已经是一座死火山了。”
在华盛顿镇的小广场上，我坐在阳光下，静静地想象当年战乱中的小镇，想象当年的布莱肯利奇将军。我似乎被什么东西触动了。那个时候的布莱肯利奇，就像他们的祖父辈，像建立这个国家的早期领袖华盛顿、杰弗逊等一样，仍然保持着罗马古典共和主义的精神，他们用一种正面的态度来对待政治。在他们的眼睛里，政治，就像音乐、艺术一样，是高尚而道德的事业。政治家，就像艺术家、音乐家一样，是一种高尚而美好的生涯。好的艺术家要创作出美好的艺术，好的音乐家要创造出美好的音乐，而一个好的政治家，就要尽职尽责，把恪尽职守做到近乎完美的地步，而成败反而是第二位的事情。道德和荣誉，高于生命和权力。职责是政治家的天命，权力只不过是完成职责的工具而已。抱持这样的信念，他们有时候表现得几乎是天真迂腐，缺乏算计，毫无谋略可言。
在今天的政治运作中，人们越来越清楚，政治的清明，必须依赖制度的制约和平衡，而不是企盼政治家的个人道德完美。然而，这种近于艺术家般天真的政治观之可能存在，为我们留下了对“干净的”政治的最后一点信心。对于我们如此半生经历的人，几乎有一种精神救赎的意义。
布莱肯利奇蛰居民间，但是影响犹在。他频频发表演讲，呼吁民众要耐心和宽容，呼吁南北和解。他谴责双方的极端分子，包括那时刚在南方出现的三K党分子，他说，这些极端分子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恶棍。他极力主张保障黑人在肯塔基州的合法权利，包括黑人在法庭上作证以证明白人嫌犯有罪的权利。他拥护南方的重建，主张南方发展工业。他还帮助修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