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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她并不适合学医。解剖大鼠，试验后给被实验完的兔子打空气，这样的事并不适合她，她花了两年去克服这个心理障碍。但这些曲折并不妨碍她变成一个正直的医生。
自从她从那个四十平方米的家里搬出来，住进宿舍，她就像一棵从潮湿角落里被移到阳光下的植物，我为她感到高兴。
“你知道吗，”有一次唐大林对我说，“我以前一直想学精神科。”
“为什么啊？”我吓了一跳，“你不怕那些精神病打你啊？”
“我没想那么多，我只是想，要是我学了精神科，我就可以证明唐齐是一个精神病，然后亲手把他送进精神病院。”
我不寒而栗。
我想起我初中的时候，有一次我姑姑姑父带着唐大林，我叔叔婶婶带着吴臻臻来我家做客，三个男人最后都喝醉了，红着脸互相吹牛，说自己没醉。
我跟唐大林说：“你看我爸那样，肯定醉啦，还说自己没醉！”
唐大林看也不看她父亲一眼，“我爸没醉的时候也这样。”
不知道从几岁开始，可能是从我知道有离婚这个词开始，或者看见我姑父在公园里拿雨伞打我姑姑开始，我便想着我姑姑与姑父到底哪一天会离婚，想到后来，因为实在想了太多年，我便终于下了一个论断，他们这辈子也不会离婚。
但是我错了。
我表姐上大学的第二年，他们离婚了。
那时候我高三，我在家里经常可以听见我父亲接到我姑姑的电话。
“他老是进进出出，他不还钥匙给你，你找个换锁的把锁换了不就完了吗？”我的父亲由一开始不耐烦的出谋划策变成了单纯的不耐烦，“哪家换锁比较好你不会自己去找吗，随便找个锁城……”
就这样我的姑姑与姑父离婚了。
在他们离婚后很久，我才敢问他们为什么离婚，其实我想问的是，为什么他们现在才离婚。
我姑姑说是为了我表姐，现在我表姐长大了，她终于可以离婚了。我疑惑不解。
我姑姑如果知道唐齐作为一个父亲除了贡献一枚精子以外，留给我姐姐的仅仅是让我姐姐成为了一个厌男症患者的话，不知她对自己二十多年来的牺牲，作何感想。唐大林说，她可以忍受孤独地和母亲生活在一起，却不能忍受和一个精神病继续生活下去。
我姑姑离婚几年后的某个夏天，我和我的父亲与母亲回老家看我爷爷奶奶。
正吃着饭，我奶奶突然眼巴巴地望过来，压低声音问：“听说唐齐又找了一个年轻的？还给他生了个儿子？”
我母亲应了一声。
我奶奶叹了口气。
我奶奶是不希望我姑姑离婚的，她这么多年常挂在嘴边的就是，“还是原配的好，还是原配的好啊……”
我曾祖母在世时，我的奶奶是不敢说一句这样的话的，因为我的曾祖母就不是我曾祖父的原配，据说，我曾祖父的原配因为喜欢吃豆子，在不到四十岁的时候被蛔虫活活咬死了。我并不知道这种说法是否符合医学常识。
我的曾祖母生了四儿一女，直到八十八岁，才故去。她是杨开慧的表亲，所以在□□时才保住了这个地主家里所有人的命。我的曾祖母死后与我的曾祖父同墓而眠，葬在离我老家房子不远的山上，每年过年我的爷爷便会带我们去祭拜，而我曾祖父原配的墓，至今尚不知在何处。
自从我的姑姑吴曦燕离婚以后，她就由做了二十多年的妇女变回了一个少女。她二十多年来不曾变化过的肥胖身材一下子清瘦了下来，有一年过年我还见到她穿了那一年最流行的茧型大衣。
唐大林对我挤眉弄眼，“有一天我看见我们班有个同学穿了一件一模一样的衣服……”
不仅如此，吴曦燕还做了最时髦的发型。我觉得她看起来和旧照片上她少女时代的样子并无二致，笑起来和三十年前一样天真烂漫。
那一刻我才明白，有些人的老年并不发生在生命的后半段，比如吴曦燕。她的老年从她出嫁的那一瞬间就开始了，但是当她结束了她的婚姻以后，她就完成了她的老年生活，开始补偿她自己那未曾开始的盛年生命。
我一直喜欢我的姑姑吴曦燕，哪怕是在她老年的那二十多年里。但是毫无疑问，当她结束了她的老年，变成了我的同龄人时，我更加爱她了。我感觉我像是等了她二十多年，终于等到我和她一样大。
离婚后的吴曦燕经常借我的书看，并且有所共鸣。
我们时常一起聊天。
彼时，我已有了正在谈婚论嫁的男友。我向吴曦燕诉苦，我害怕我的婚姻，不仅是婚姻，一想到婚礼我就已经开始感到恐惧。我恐惧我的婚礼将会发生在一个酒店，满场都是我父母或者我男友父母的客人，我恐惧我会被推搡着，望着眼前根本不认识的人，笑成一朵花，再一口闷干杯子里的酒。
提及此，吴曦燕便说起了我表姐唐大林的那次升学宴。
“那些客人大都是唐家那边的，很多我都不认识。唐家么，喜欢弄些这种酒席，收礼金，我最烦这些应酬。”吴曦燕突然笑了，“后来我看了礼单，一家子人，送一百块钱，来吃中饭，吃完中饭又留下吃晚饭，还要住一晚，醒来又要留下吃早饭。唐家人啊，真是有趣。”
吴曦燕嘴上用“有趣”代替了她心里的别的词，我猜测那个词可能是“荒唐”，也可能是“好笑”。但是“有趣”二字足见了她的功底，就像有风度的英国人在想骂街时却皮笑肉不笑地说一句“interesting”一样。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我的姑姑吴曦燕是没有放下的，至今她对过往种种耿耿于怀，并且用词斟酌。她只是表面变成了一个少女，内里却仍然枯萎成了一个老人。那一刻我也明白了，没有人可以不老，即便维持了鲜嫩的躯壳，灵魂在岁月中，也早已被吸干了养分。
可能她自己并不知道，她努力地挣脱开那二十多年如斗争般的生活，可她的骨子里却在悄悄地怀念。
☆、下
我的母亲周安平并不喜欢的我的姑姑吴曦燕，这无干于姑嫂关系。周安平对吴曦燕的不满，来自于吴曦燕这个人本身，她认为吴曦燕太喜欢倾诉自己的不幸，太喜欢指责前夫家的不是，这么多年来，她的耳朵几乎已经起茧。
我的母亲更加不满的是，她的女儿，也就是我，居然心甘情愿地对吴曦燕的倾诉洗耳恭听。
有一回我去我姑姑家，当时我表姐唐大林正在读研究生，正在医院苦哈哈地跟导师的门诊。
我姑姑吴曦燕塞给我一个盒子。
盒子是红色丝绒制的，看起来已是破旧，不像是新买的东西。打开盒子的时候发现盒子的铰链处都是坏的——
盒子里是一个白玉的镯子，成色不算很好。
“你别嫌弃，不是什么值钱东西。”我的姑姑说，“这是你奶奶在我结婚的时候传给我的，现在我把它给你。”
我对她说，这东西照理该传给我表姐唐大林。
“不用。”我姑姑说，“你姐姐像个男孩子一样，根本不喜欢这些东西。”
唐大林的确像个男生，从小就是。以前一起出去旅游的时候，我婶婶带着唐大林和吴臻臻一起去公共厕所。唐大林一脚刚踏进女厕所，就有人喊我婶婶，“哎！怎么回事儿啊，你儿子都这么大了，怎么还带进女厕所啊？”
此事一直被引为笑谈，最终成为了每次聚餐的必备节目。
就算我表姐唐大林不稀罕这个镯子，我也不该要，我说，就算唐大林拿这个镯子当摆设，压箱底也行。
我姑姑吴曦燕拿起盒子就往我包里塞，“说了给你，你就拿着，我妈给我的东西，我说什么也不能交到唐家人手里去。”
我蓦然心惊。
后来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家的。
包里有一个烫手的手镯，彼时我还藏不住话，回家后在饭桌上立马就把这事原原本本地跟我母亲说了。
“找个时候把镯子退到你奶奶那里去。”我母亲的声音斩钉截铁。
我的母亲为此训诫我，却不是训诫我收了我姑姑的镯子，而是告诫我，做人要学会放下，不要耿耿于怀，斤斤计较。
我小声反驳我的母亲，“可是谁也不知道姑姑以前的日子是怎么过的……我们没有理由让她放下啊。”
我一直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底线与其衡量是非的尺度，所以我的母亲对我姑姑的所言所行无权置喙。那个时候我自己却忘了，我的母亲也有自己的底线与其衡量是非的尺度，我对我母亲对姑姑的评价这件事自然也就无权置喙了。
只是身处其中之时，我母亲将自己当做了世间万物的尺度，道德的标杆。而我虽然讨厌与人论及道德，但那时我的确也将我自己当做了世间万物的尺度，以及道理的本源。
我母亲对我的反驳怒从心起，但她为了维持自己一个理性人的形象，压制了自己的情绪。
她说，她只是觉得做人不要在别人背后说那么多，事情都已经过去了，唐家种种，都不该再提，没有意义。说到最后，我的母亲几乎哽咽，“如果是我，我就不会说这些。我只知道我嫁到吴家这么多年，就是吴家的人，我为吴家做了一辈子贡献，我坦然，我问心无愧！”
她又一次感动了她自己。
所以我说她与我的祖父祖母并无区别。幼时我看电视剧，电视剧里说坏人的心都是黑色的，彼时我已经知道黑的反义词是白，便对一旁的祖母说，“奶奶是好人，所以心肯定是白色的。”
还在看电视的祖母神色一下子严肃起来，“我的心不是黑心，也不是白心，我是一颗红心！”说到“红心”二字时，她隐隐透出不容置疑的骄傲自豪。
她也感动了她自己。
后来我想，我的祖母和我的姑姑一样，她极力挣脱了过去那个荒唐可怕喊口号写大字报的斗争时代，可她的骨子里却在悄悄地怀念。
我的母亲作为新时代的职业女性，为自己争取到了一些权利。她也极力挣脱了那个女子嫁到夫家便像献祭一样没有自我的时代，她似乎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可是她精神的故乡，仍然处在旧社会偏僻的山村里。
那是我最后一次与我的母亲谈心。因为我发现，她和我的姑姑吴曦燕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她也为自己的婚姻感到不平，并且渴望倾诉。但是她不愿公然承认自己婚姻的不成功，更不愿承认她早已满腹怨怼需要发泄需要倾诉。就像一个用仅剩的最后一点钱买下食物的穷人，吃进嘴里发现食物已经变质，也要继续咀嚼下咽，并且阻止自己想要将食物呕吐出来的生理反应。她视这种呕吐为不道德。
而我已经学会了不与她争辩，毕竟我无法□□裸地指明她逻辑上的漏洞：在她评价“我姑姑背后说唐家人”这种行为不道德时，她自己也在背后指责了我的姑姑。
我更不愿与她讨论她的婚姻。
我记得曾经，我不但愿意对我姑姑的倾诉洗耳恭听，对于我母亲的抱怨，我也是不拒绝的。我甚至觉得我有做心理医生的天赋。但是有句话说得好，医者不自医，同理，如果我遇到的是我自身家庭中的问题，我也就无法客观地给出建议了。
因为当我身处其中，便无法清醒审视问题，而当我将自己从家庭剥离开去，给出客观建议时，我母亲便要骂我冷血无情。
我一直不觉得我的家庭幸福，可是我的父母并不承认这一点。他们认为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孩子。如果我胆敢说不，他们便要责怪我不知好歹。但我并不认为我活得比唐大林或者吴臻臻幸福。只是我的不幸，没有那么狗血，没有那么典型，没有八点档的话题性。但我的不幸是最普遍的，是时代分配给这个世界大多数家庭的不幸，这种不幸，无人同情，甚至无法向人开口言说。就像中产阶级，他们比大多数人生活得更优越，可是他们是不幸的，因为他们看得见更上层的模样，带着爬上上流社会的希冀，可上层的蛋糕只有那么大，早就被瓜分完毕，于是中产阶级被现实击得头破血流，却无法叫苦。
我的父亲吴宏文与我的母亲周安平是高中同学。
我的父亲原本考上了我老家附近县城的一中，县城最好的中学，但是因为一中离家太远，一月只能回一次家，无法帮家里干农活，所以上完高一我父亲就换了离家近的农村高中。比起农民家庭短视这种说法，我更愿意心地善良地相信这是身为农民子女的无奈。
高二的时候转学的吴宏文和我的母亲周安平成为了同班同学。
他对周安平的第一印象产生于一次上课铃响时。当时吴宏文已经坐在了座位上。在上课铃声结束的最后一秒，几个女同学一起进了教室的门，边走边说边笑。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