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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昶之妻系董其昌妻妹,儿媳董氏乃是董其昌族女。范昶八十三岁的老母冯氏依仗这层姻亲关系,携龚氏及三名女仆往董家分辩清白,沿途边哭边骂。董其昌知道后,先令奴仆将其乘坐的轿子砸毁,后将范家婆媳二人带到家中,闭门毒打后又将冯氏推入沟壑之中,将龚氏衣裳尽数撕破。随从之女仆更是惨遭凌辱,大都被剥裤捣阴。随后大开重门,让众人看其下场,旋又将冯氏、龚氏等拖入宅旁坐化庵中,用泥涂其面容。
要说董其昌做的这事儿也是够狠,这几位上无蔽体之衣,血流至足下,下乏遮羞之布,观看者摩肩比踵,人人发指,皆称董氏之恶可谓造极。
这一下,顿时是招惹了众怒。范家亲戚、生员张扬赴府衙求救。范昶之子、生员范启宋往苏州学院告状。董其昌知此事已引起公愤,赶紧赶到苏州学院、抚院辩白,而后又向松江府、华亭县打了招呼。
民情激愤之下,便出现了那满城风雨,到处张贴告示揭露董其昌的一幕。
榜文:“……人心谁无公愤。凡我同类,勿作旁观,当念悲狐,毋嫌投鼠,奉行天讨,以快人心。当问其字非颠米,画非痴黄,文章非司马宗门,翰非欧阳班辈,何得侥小人之幸,以滥门名。……若再容留,决非世界。公移一到,众鼓齐鸣,期于十日之中,定举四凶之讨。谨檄。”
松江地方乡绅尤其是生员群体颇有兔死狐悲之感,三月十三日,外出公干的署府事黄朝鼎、署华亭县事吴之甲返回本衙,因董其昌有言在先,他们佯作不知,并未有何举动,令百姓大失所望。
十四日,松江府学、华亭、上海、青浦、金山卫五学生员为当时已外出告状的范启宋向府衙鸣冤,十五日,又借府学官员于明伦堂行香之机跪禀董氏罪恶。
就在十五日,百姓拥挤于街道两旁,骂声如沸,府县官员见众怒难犯,只得传令拘捕董氏家奴陈明,杖责二十五大板。但百姓仍聚集不散,自府学至董家门口,道路被堵,骂声不绝于耳。
要说这会儿你装装孙子,兴许也就没事儿了,但董家也是骄横惯了,董其昌堂兄董乾庵、董光大等却不识时务,竟是散发董氏冤贴,遭百姓用砖块乱打而狼狈逃回。
董家见事情危急,便雇集打手百余人守宅。这些打手自恃勇武,在门口耀武扬威,越发的刺激了大伙儿的情绪。百姓们先是撤去董家门口旗杆,里头的人从屋顶上往下泼粪泼尿,下头的人也是毫不示弱,往里头投掷瓦砾,围观者纷纷持砖相助,董宅门道均被打破。乡人称:“陈明横行,可先毁其宅院。”于是一人挥手,群起响应,数十间豪华精致的厅堂俱被拆毁。午后众人稍稍散去,至未、申时分复集,欲起火烧房,适逢雷雨,百姓恐放火被雨浇灭而无效,于是暂停。
次日,百姓仍拥挤向前,加上从上海、青浦、金山等处赶来的人,人数更多。十六日酉时,两童子登屋,便捷如猿,以两卷油芦席点火,著其门面房。是夜西北风微微,火尚漫缓,约烧至茶厅,火稍烈,而风比前加大,延及大厅,火趁风威,回环缭绕,无不炽焰。可怜董家一时“四宅焚如,家资若扫”,数百间画栋雕梁、朱栏曲槛的园亭台榭尽被付之一焰,大火彻夜不止。
十九日,乱民将董其昌建在白龙潭的书园楼居焚毁,还把董其昌手书“抱珠阁”三字的匾额沉在河里,名曰:“董其昌直沉水底矣。”坐化庵正殿上有一块横书“大雄宝殿”的大匾,落款“董其昌书”,纷纷用砖砸去,慌得和尚们自己爬上去拆下来。董其昌惶惶然避难于苏州、镇江、丹阳、吴兴等地,直到半年后事件才平息下来。
董其昌是什么官儿?最高的时候当到南京礼部尚书,这可是堂堂的正二品大员,乃是整个大明朝除了皇帝,内阁首辅次辅三辅这几位之外,整个统治体系的最高层。
但就是这么堂堂一位致仕的正二品大员,府邸给一把火烧了个精光,人也吓得不敢回去了。
这等行径,说不上早饭,但也是极其恶劣了。
那最后是怎么处置的呢?
案件最终由苏州、常州、镇江三府会审,认为董家被抄事件初起因于士人,最终以百姓闹大而结束,故惩罚的原则是既严于民,也不能宽于士。
最后决定:生员陆兆芳仍加黜革;参与讲事、传札、协投冤揭的生员十三人分别杖革、杖降、杖惩;骚乱现场的百姓带头人物金留、王昇等处斩;乘火打劫的棍徒无赖、打行班头一条龙胡龙、地扁蛇朱观等皆予以严惩;范启宋父死于非命,门庭遭辱,与家人情俱可原;董其昌宅第被焚,无可追究,被抢家资,法当追还,但已无可能;董祖常房屋被焚抢,暂免深究。
就这么完了?对,就这么完了!
堂堂一个正二品大员府邸被烧,家产被抢光,就这么完了。
虽说也杀了几个人,但跟这件事情的严重性相比,根本是不值一提,无关紧要!
尤其值得玩味儿的一点是,被杀的人里头,一个读书人都没有。死的都是谁?地痞流氓,还有就是平民老百姓。
上面这些说辞,关于这件事儿的起因,经过,结果,交代的一清二楚,看似是毫无破绽,但实则,却是少了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内因。
为何是董家,而不是别的家?
说句实在话,在这个时代,这些享有种种特权的官宦人家,哪个不是横行霸道?就算是老子清廉谦和,他的子孙也未必如他一般,就算是他自己不庇护,地方上的官员自然也会很给面子,就算出了什么事儿,也是睁只眼闭只眼。
固然是董其昌做的太狠辣不地道,但要说背后没人指使,那是怎么都不可能的。
这一点,明史里头说的还是比较中肯的。
“督湖广学政,不徇请嘱,为势家所怨,嗾生儒数百人鼓噪,毁其公署。”
也就是说,董其昌当湖广学政的时候,人家跟他打招呼了估计是请托他办事儿,结果他没理会,于是便得罪了另外一个高门豪族。这家估计也是极有势力的,便唆使一些处于底层而且不得志的对熟人到董其昌的门前煽动鼓噪,借事寻衅,最后这些读书人,以及被他们煽动的老百姓就伙同烧毁了董其昌的的屋宅。
动手的是老百姓,被煽动起来的也是老百姓,最后死的还是老百姓。
到底是谁煽动的?一目了然。
几乎是一夜之间贴满了全城的告示,除了那些读书人联合本地的士绅之外,谁能做到如此高的效率,能如此迅捷的做成这件事?
那些内容夸张的,极具煽动性的榜文,还能出自谁人之手?国朝百姓素来组织性很一般,谁能鼓动这么多的百姓,让他们近乎于疯狂不计后果的冲击董府?只有乡绅加上读书人。无论是在大明朝的哪个省,哪个府,哪个州,哪个县,掌握了话语权,说话最被人人们信服,当成权威的,只有乡绅和读书人。甚至就连在村子里,读书人通常威望也是最高的。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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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时何时?战乱之时! 五一四 不过是一个字:贱!
像是万历二十九年六月初六的苏州织佣之变,也是如此…在这一日,苏州城二千多名饥饿而愤怒的纺织工匠手执绞棍,冲出玄妙观道院,在一名叫做葛成的机匠率领下,涌向苏州城东南葑门,税官黄建节当场被砸死。
这件事儿的起因,明年上的说法乃是:朝廷派驻苏州城的税官横敛暴征,贪而无厌。
万历二十七年,苏杭织造太监孙隆奉旨“带征苏松等处课税”,即督征苏州、杭州一带的各类商业税,税收衙门设在苏州织造局内。明代太监执掌税事,搜刮起来往往特别心狠手辣,这个孙太监一上任,苏州城就发生了“税务初兴,民咸罢市”的事情。及至万历二十九年春,苏州遭受水灾,民不聊生,但孙隆为完成年度征税额,不但不体恤民间,还加紧盘剥商民。他的参随黄建节勾结地方流氓,勒令织户“每机一张,税银三钱”,即设立“机头税”;“每缎一疋,税银五分,纱一疋,税二分”,所织纱缎,必须完税后由税官加盖官印之后,方准发卖。
一时间,百物腾贵,民不堪命,机户相率改业、罢工,而佣工无所趁食,要么铤而走险,要么坐以待毙。
进入六月初,这些“浮食寄民,朝不谋夕,得业则生,失业则死”的苏州织工开始聚于玄妙观,密谋暴动抗税。先是有佣工徐元、顾元、钱大、陆满等集众二千余人,随后加进来的织佣越来越多,这时候,昆山机匠成了他们的领袖,史料载:义士葛成,攘臂而起,手执蕉叶扇,一呼而千人人响应。
从六月初六到初八这三天,抗税的织工们将苏州城“诸税官皆次第芟尽”。这里有个细节,值得特别注意:抗税队伍曾一度包围了苏州税使孙隆办公的苏州织造局,孙隆请求苏州知府朱燮元派驻军镇压,但朱知府拒绝了他的要求。苏知府说:“不可,兵以御外寇者也。吾不能锄奸,以至召乱。若又击之,是重其毒也。且众怒难犯,若之何抱薪救火哉?”大意是说,军队是用于抵御外寇的,不可用来镇压民变。最后孙隆翻墙逃走,总算保住狗命。
朱知府说的倒是冠冕堂皇,其实说白了,这一次的抗税事件,乃是地方上的读书人和官府,和期货而来对抗万历皇帝。
注意,是对抗万历皇帝而不是对抗朝廷。
本书中前文就已经说过,由于明处延续下来的某些政策,导致商税奇低无比,而江南地区,又是商业极其发达的所在。
自从大明开国以来,奖励开垦,降低赋税,兴修水利,加上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江南地区的粮食产量大幅提高与经济作物的种植,使得城市发展大幅度加快。而自从张居正张相爷当政,行一条鞭法,徭役、地丁,分摊入亩。由此,无地农民纷纷进城,并为手工业城市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仅江南一地,就出现了三十三个大中型商业和手工业城镇。水陆便利,商业繁茂。至万历年间,杭州居民“数百万之众”,扬州人口八十万余,“人烟浩穰,游手众多。”苏州城“自阊门至枫桥,将十里,南北两岸,居民栉比。”
城市可谓是极大繁荣。
单就苏州而论,在万历朝,苏州城里百工聚集,手工业者猛增。作为江南丝织业重镇,苏州纺织工人最多,机匠有千户。有官方的织染局,但更多都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工作。城市中的人口,分为三个群体。占最大规模的,是城市中的手工业者,他们从事纺织业,从事各种日常生活品与奢侈品加工,但这部分人获利有限,仅能糊口;其次,是工厂主,或由乡绅转化而来,或由市民中的富裕阶层转化而来;最后,是生员,或已经考取功名的人,乃是享有特权的读书人。
而厂主与生员群体,往往是同构的,有钱者使子女获得较好的教育,以使下一代能走入仕途,获取政治身份,这是传统社会的常规进取之道。
大明朝商税是真不高,商税没有到朝廷银子里,反倒是都变成利润流进了这些商贾的腰包,而这些人,和读书人的关系又是千丝万缕的。做官的,掌握朝廷大权的,基本上都是读书人。而且江浙那边文化鼎盛,出来的读书人尤其多。
正因为有着这些关节,是以皇帝屡次想要征收商税,都是被朝中的大臣坚决抵制了,有些甚至直接对皇帝破口大骂。若是换做洪武永乐那等强势的皇帝,怕是就要大开杀戒,只是后来的明朝历代皇帝,可是没这个魄力。
最后万历皇帝没了法子,便想出这么个主意,直接派太监下去收税,这就不必经过那些大臣们同意了。
可以想见的是,这一举措激起了多么激烈的反弹,整个万历一朝,关于这个的骂声便是不绝于耳。万历几十年不上朝,和这些也是不无关系。
而这一次的苏州抗税事件,便是矛盾到了一定程度激发出来的产物,是读书人群体对皇帝的一个反击。
要说那太监横征暴敛,那是肯定的,明朝有名的太监,除了郑和等寥寥几个之外,其它的多半都是这德行。但这些税,其实不是直接落到那些纺织工匠头上的,而是落在那些厂主士绅们头上。要说这税有多重?那也未必,那些厂主士绅肯定是能承受得了的。
只是他们根本不愿意承受。这些大明王朝身体上的寄生虫,磨牙吮血,吃着大明王朝的肉,喝着大明王朝的血,却是不愿意拿出一分银子来!在他们看来,不交税,那是天经地义的!
我凭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