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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中华史:魏晋风度-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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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马睿说:寄居在别人的国土上,很是惭愧。
  顾荣则跪下来回答说:王者以天下为家,请陛下不必对迁都一事过于在意。
  这其实就是一种默契了。司马睿代表新政权和北方侨居士族承认江东的真正主人是当地土著,顾荣则代表江东土著士族承认司马政权是华夏正宗,并与之合作。从此南北一团和气,东晋和南朝的基业也由此奠定。
  王导成功了。
  显然,没有王导,就没有东晋。
  对此,司马睿心知肚明。因此登基之日,他竟然一再邀请王导跟他同坐御床,接受百官朝贺。王导只好谦恭地推辞说:如果太阳与万物同辉,臣下将如何瞻仰?
  司马睿这才作罢。
  不过,王导没有与东晋皇帝并尊,晋帝也无法与王家争权。东晋初年,行政权在王导手里,军事权则由王导的堂兄王敦掌握。王导内执朝政,王敦外掌兵符,实际权力绝不在皇室之下,时人语曰:王与马,共天下。
  东晋究竟是谁家的,岂非一目了然?
  实际上,君臣共治是东晋一朝的特色,只不过这个王朝只有半壁江山,参与政治的权臣也不仅王导一家。准确地说,东晋政治是高级士族轮流坐庄,权威和影响最大的则是四大家族(以执掌朝政先后为序):  王氏:王导;
  庾氏:庾亮;
  桓氏:桓温;
  谢氏:谢安。
  旧时王谢堂前燕,即此之谓。
  的确,对东晋政权贡献最大的,就是王导和谢安。王导开创了基业,谢安则保卫了它。公元383年,前秦皇帝苻坚大举出兵,以压倒优势进攻东晋。执政的谢安以弟弟谢石为统帅,侄子谢玄为先锋,御敌于国门之外,并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一举击败了苻坚的进攻。 这就是著名的淝水之战。
  淝水之战意义非凡。当时,北方沦入胡族之手,南方也并未彻底汉化。汉民族和汉文化以江东为壁垒,可谓命悬一线。因此,谢安、谢石和谢玄的胜利,便不但挽救了东晋王朝,也挽救了华夏文明。
  君臣共治,岂非很好?
  可惜,东晋政治虽有“虚君共和”的意味,却没有制度和法律的保障。晋元帝和他的后代不甘心大权旁落,权臣中也不乏阴谋家和野心家。王敦和桓温就企图篡位,桓温的小儿子桓玄则终于称帝。毕竟,魏晋两朝皆因“禅让”立国,司马家族也没法不让人模仿他们的祖宗。
  因此东晋政治之乱并不亚于西晋,只不过西晋是皇室与皇室斗,东晋是皇室与权臣争。权臣士族之间(如王导和庾亮、桓温和殷浩),北方士族与南方士族、高级士族与低级士族、世家大族与寒门庶族,也都矛盾重重。
  结果是什么呢?
  动乱频繁。淝水之战前,有王敦之乱、苏峻之乱,以及桓温未遂的篡位图谋。淝水之战后,则有孙恩之乱、桓玄之乱、卢循之乱。苏峻之乱时,建康宫阙被焚毁;桓玄之乱时,国号被改为楚。至于内战,当然更在所难免。
  东晋并不安宁。
  最后的结果,是政权落入庶族出身的刘裕之手,而且把魏代汉、晋代魏的程序也走了一遍。公元420年(元熙二年),晋恭帝司马德文让位于宋王刘裕。东晋终于在内乱中灭亡,共一百零四年,十一帝。
  刘裕的新王朝国号宋,史称“刘宋”,以区别于后来既有北又有南的“赵宋”。刘裕自己,则为南朝宋武帝。他称帝十九年后,北魏灭亡北凉,魏晋十六国时代终,南北朝时代始(详见本中华史第十二卷《南朝,北朝》)。
  全线崩溃  从曹魏代东汉,到北魏灭北凉,历史上的“魏晋十六国”共计二百一十九年。加上董卓入京后、曹丕称帝前的东汉之末,刚好二百五十年。如果用最简单的词语来描述这两个半世纪,那就只有一个字—— 乱。
  乱的同时,是腐败。
  腐败几乎是两晋王朝的天性。有一次,晋武帝司马炎问大臣刘毅:爱卿愿意把朕比作汉代的哪个皇帝?
  刘毅答:桓帝、灵帝。
  晋武帝大惊失色:这也太过分了吧?
  刘毅说:桓、灵卖官,钱入官库;陛下卖官,钱入私门。这样看,陛下还不如他们。
  晋武帝只好解嘲说:他们可没有你这样的直臣。
  刘毅说的是实话。西晋王朝从一开始就是腐败的,也是腐朽的。史家曾这样描述说:当时的士族,做人以行同禽兽为通达,谋职以不走正道为才能,当官以不负责任为高尚。官场中充满奔走之士,朝廷里不见让贤之人。所有人都只有两个目标:一是名,二是利。
  高级士族如此,寒门庶族亦然。
  比如贾充。
  贾充就是导致“八王之乱”的那位贾皇后的父亲,他自己的父亲则是贾逵。贾逵是坚决捍卫曹魏政权的。当时甚至有传闻说,司马懿就是因为梦见贾逵变成了厉鬼,才吓得一命呜呼,可见贾逵立场之坚定,之鲜明。
  然而贾充却成为司马家族的帮凶,小皇帝曹髦就死在他的手里。当时曹髦因为不满大权旁落,率领亲兵攻打司马昭的相府,相府的兵丁并无一人胆敢上前。贾充却大喝一声说:相公养兵千日,不就是为了用在此时吗?
  于是曹髦被杀。
  这当然是极其严重的罪行,无论儒家伦理和帝国法律都不能容忍。因此,当司马昭召集会议讨论善后时,大臣陈泰就明确表示:只有腰斩贾充,或许还能平息民愤。
  司马昭问:还有第二方案吗?
  陈泰说:这是最好的,没有其次。
  司马昭当然不会采纳。他的办法,是另外找了一个替罪羊。他们父子,对贾充其实感恩戴德,否则贾南风也当不了皇后。实际上,贾充帮了司马昭的大忙:他做了司马昭想做的事,又让这家伙保住了脸上的假面具。
  没错,忠孝仁义的儒家面具。
  假面具是老早就戴上的。从司马懿到司马炎,这个家族一直都重礼重孝。司马昭去世后,司马炎甚至不顾大臣劝阻,坚持三年之丧。他说:朕本儒生,以礼传家,岂能因为做了天子就忘了本色?
  这可真是别出心裁。作为国家元首,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皇帝行过此礼。司马炎坚持这样做,无非为了标榜自己是纯正的儒家、地道的士族。
  然而这位“纯儒”却十分好色,他后宫的女人甚至多达上万,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该跟谁上床,只好坐一辆羊车在宫里转,羊停在哪儿就进哪间房。那些可怜的女人们则用竹叶插窗,盐水洒地,希望羊能走向她的房门。
  不以为然的,只有胡芳。
  胡芳是征南将军胡奋的女儿,被晋武帝司马炎册封为贵嫔。这位将门虎女并不认为皇帝有什么了不起,入宫后竟号啕大哭,跟司马炎做游戏也寸步不让。
  司马炎大怒:你真是个将种!
  胡芳却反唇相讥:北伐公孙渊,西拒诸葛亮,这样的人不是将种又是什么?
  据说,司马炎竟满脸惭愧。
  司马炎确实应该惭愧,但不是因为司马懿曾经担任过军职,而是因为他和他王朝的虚伪。这个靠阴谋诡计和巧取豪夺建立的帝国,可谓集贪婪、奢侈、残忍、狡诈、荒淫于一身,高高举起的却是儒家伦理的道德旗帜。
  旗帜是必需的。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力量。旗帜上写着“仁义道德”四个字,则是为了与曹魏相区别。曹操是坚持“法家寒族路线”的,诸葛亮也一样(请参看本中华史第十卷《三国纪》)。士族儒家的司马政权当然必须反其道而行之,这是他们的立国之本。
  然而实际上的作为又如何呢?弑君篡位是不忠,废黜太后是不孝,骨肉相残是不悌,滥杀无辜是不仁,争权夺利是不义,丧权辱国是无能。请问,儒家伦理安在哉?但只见: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
  结果又是什么呢?
  中华帝国的精神支柱轰然倒塌。
  支柱就是儒家学说。独尊儒术之后,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不懈努力,它已经成为汉民族的魂魄所系,也维系了两汉三百多年的稳定,怎么说倒就倒了呢?
  除了司马家族的口是心非,儒学本身也有问题。
  问题出在儒学变成了官学(正式称谓叫经学)。官学是有权威性的,也是有政治性的。这两条都决定了儒学必将失去春秋战国时期的原始生命活力,走向神化、僵化、教条化,变成让人讨厌的东西。
  事实正是如此。
  两汉经学的特点,一是繁琐迂腐,二是妖妄荒唐。或者说,咬文嚼字,装神弄鬼。比方说,五个字的经文,可以写出两三万字的注解。普普通通一句话,可以看出神秘兮兮的微言大义。请问这还是学术、还是思想吗?
  当然不是。
  因此,两汉经学发展到后来,就连统治者(比如王莽和刘秀)都感到厌烦,更不用说真正有头脑的学者和知识分子。于是进入魏晋以后,上流社会便“家弃章句(抛弃儒学),人重异术(以非儒家的异端邪说为时尚)”,一股新颖先进的思潮以燎原之势席卷天下。
  首先兴起的是玄学。
  玄学是魏晋时期思想文化的标志性成果,玄学家主张的则是清谈或玄谈。顾名思义,其特征并不难想见:远离政治,回避现实,无关道德,蔑视俗务,只关心高深玄远的理论问题,向往超凡脱俗的高雅生活。
  这是一种真正理性和思辨的纯粹哲学。
  如此哲学,对于重伦理、重政治、重现实的儒学当然是强烈的冲击,何况还有佛学推波助澜。东汉时传入的佛学也是“夷狄”的文化,而且比“五胡”更不“中国”,却受到知识界和统治者的普遍欢迎,岂非改天换地?
  佛学是外来文化,玄学则是内部反对派。儒学遭此内外夹攻,实际上已无招架之力。没有了这根精神支柱,两汉好不容易才建立起来的精神世界也只能全线崩溃。
  没错,这是一个无望的时代。国土四分五裂,政权频繁更迭,时局瞬息万变,战火连绵不绝,谁都不知道自己是否真有安全感,包括那些皇帝在内。
  魏晋之乱,首先在人心。
  乱世出英雄,也出思想。事实上,正如有春秋战国的礼坏乐崩,才有百家争鸣;有汉末以后的腐朽溃烂,也才有魏晋风度。不同的是,百家争鸣备受推崇,魏晋风度却褒贬不一。其中奥秘,则正是需要我们去探索的。
  


第二章 人物
  英雄与奸贼
  身败名裂的王敦是东晋第一叛臣,也是东晋第一英雄。他的气焰嚣张,他的飞扬跋扈,他的镇定自若,他的睥睨一切,都让后人极为向往。 沉默良久之后,许劭回答了曹操的问题。
  这时的曹操还是年轻人,许劭则早已是东汉末年著名的评论家,每个月的初一都会对当时的人物发表评论,叫“月旦评”(大年初一叫元旦,每月初一叫月旦)。被许劭点评过的立即名闻天下,难怪曹操要去见他。
  然而身为名士的许劭,却看不起这个出身宦官家庭的小伙子。曹操则使出浑身解数,用近乎耍无赖的办法逼许劭表态。万般无奈之下,许劭给出了这样的评价:  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
  据说,曹操竟欢天喜地而去。
  曹操当然要高兴的。因为这时他还籍籍无名,甚至被人鄙视,只有太尉桥玄对他另眼相看,认定他是将来安定天下的人。就连曹操去见许劭,也是桥玄的建议。
  其实桥玄也有点评,而且与许劭相似:  乱世之英雄,治世之奸贼。
  这个故事在当时肯定广为流传,而且有各种版本。但最为后世认同的,是这样十个字:  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
  从此,奸雄二字,就成了曹操的标签。
  标签显然从桥玄和许劭的说法演变而来。他们都使用了两个词:奸贼,英雄,合起来就是奸雄。
  然而三个版本的意思却不相同。按照第一种和第二种说法,曹操活在治世就会害人,活在乱世反倒对了。第三种说法则相反,尽管这个说法据说也是许劭的。
  没必要弄清楚哪一个版本是最原始和最正宗的,因为无论哪种都承认曹操不是寻常人等。实际上在汉末魏晋时期,英雄与奸雄或者枭雄,并没有太大的区别,而且“英雄”这个词也是有明确定义的:  草之精秀者为英,兽之特群者为雄。
  很清楚:英和雄是一回事,即卓异突出,只不过植物中最优秀的叫英,动物中最杰出的叫雄。这就像群和众是一回事,只不过动物叫群,人类叫众。所以一个人,像花儿一样漂亮就叫英俊,像虎豹一样强劲就叫雄姿。
  于是,人们便把原本用于动植物的“英雄”一词挪用到人物,并给出以下定义:  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
  显然,英,就是才华出众(如英才),或天赋过人(如英气),或青春焕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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